萧寒 发表于 昨天 10:16

清廷“皇族内阁”前政治乱象

文献摘要:本文整理了1911年3月1日,上海《时报》:空中之内阁经营。这段史料生动地描绘了1911年(宣统三年)3月,清廷在正式颁布新内阁官制前夕,朝野上下围绕权力分配所展开的激烈暗斗与政治博弈。结合历史背景,这份《时报》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舆论风向,也精准预示了随后“皇族内阁”出台前后的政治乱象。

主题词:清廷故事    “皇族内阁”前政治乱象

原文

1911年3月1日,上海《时报》:空中之内阁经营

空中之暗斗。新内阁官制确已上去,其内容具如去腊各函所述总理一人,并无副大臣或协理之名目。共设六局,有局长略如日制,但所异者稿内有,一切大事必由总理决定;各部大臣有事奏时,必须由总理带领。又,总理大臣自行组织内阁,本为各国不文之成例,而此次竟规定之于明文。故从文字上观之,直成总理一人天下之局。闻于式枚谓李家驹曰:如此监国,直可无事不必入大内矣。李曰:各国都系如此监国,本可无事,于笑谓此与禅位何异?故此,中国暗斗颇极剧烈,而监国览此之后极为不悦。故沪报传述,谓监国怒斥诸臣,直抄日本成文,诸枢臣甚为惶恐。实则监国所怒,在此而不在彼矣。故闻监国已于原稿,亲加副大臣二人,其中恐尚须多所变易。有此原因,恐内阁官制发表之期又须延搁,不必定在2月;而其他京外官制,亦更须延搁矣。

空中之总理大臣。总理大臣,前此以泽公成数较多,近日乃宣传须须庆邸,此有数因。

一庆邸虽自以年高谤重,不欲久居要职,而诸门下及振贝子等,实不愿此老之不出,故群恿怂之邸,意不无迟回。

二宫中调和之力仍恃庆邸。盖以邸辈数最尊,资格最老,泽公莫能胜之,故内外莫能去之。盖邸一方面有违心力,而一方仍有求心力故也。

三外间所传圣眷日衰,实为不确,隆裕太后之隆重庆邸,不亚泽公。有如最近派振贝子使英加冕,即其确证,盖诸亲贵今竞以出洋为最荣幸之事。自去年英皇崩后,诸亲贵之觊觎加冕一席者,已非一人,而卒为振贝子所得。振贝子又实为监国,所不甚尝悦之人,非庆邸之威重优越于寻常,固万无此命也。

四新内阁既尚有副大臣云云者,则当此位者,不出现在之军机。若徐、那二相若新易他人,则宫中势力又不免有畸轻畸重之嫌矣。而现在军机之不欲庆邸之去,固已昭然矣。总之,泽公即如何望重,而新势力之不敌旧势力,为中国今日政界公例,实无可奈何之势也。

空中局长。新内阁既有六局之设,局有局长,故宪政编查馆中人之运动此席者,又复有如火如荼,其有八九成可望者为沈林一云。又,宪政编查馆,将来自系改作法制局,于法亦须直隶于内阁书记官长之下;而馆中人品级,既若重李柳溪、宝瑞臣等,并以侍郎而居提调之职,向以军机大臣为长官,自不愿与其他诸局等。闻有以法制局直隶内阁总理大臣之说。

空中之候补道。可异者宪政馆,已在裁併之列,而近日乃纷纷调人。所调者以候补道居多,盖为将来入内阁各局地步,吁嗟乎将来内阁之现象如此。

空中之蛰伏权。有翰林院检讨,留美学生项骧,去岁著有新内阁官制私议一书。大意引证诸国阁制之不同,而归结于行政大臣所握之蛰伏权甚多之国,其制最善,实为中国新制所必须之要晦蛰伏权者。自宪法法律所限制之外,行政大臣自由行动之权也,意颇主专制,闻颇为枢老所赏识云。

解读

一、核心争议:总理集权还是分权制衡?

报道开篇即点出当时关于新内阁设计的核心分歧——总理大臣的权力边界。

原稿的“独裁”倾向:据传最初的内阁官制草案倾向于赋予总理极大的权力,“一切大事必由总理决定”,甚至被讥讽为“总理一人天下之局”。留美学生项骧提出的“蛰伏权”(即在宪法法律限制之外,行政大臣拥有的自由行动权),更是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这种强化行政首脑权力的观点得到了部分枢臣的赏识。

监国摄政王载沣的干预:面对可能架空君权的制度设计,作为实际最高统治者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为不悦。他亲自在原稿上修改,强行加入了“副大臣二人”的设置,试图通过增加副职来分散和牵制总理的权力。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新内阁官制的发表被迫延搁,反映出清末改革中皇权对相权的本能防备。

二、人事角力:“旧势力”庆亲王奕劻为何胜出?

在总理大臣的人选上,当时外界普遍猜测度支部尚书载泽(泽公)胜算更大,但最终舆论认为庆亲王奕劻(庆邸)才是不可撼动的人选。报道总结了四大原因:

派系拥戴:奕劻虽自感年老且背负骂名,但其门下及振贝子(载振)等势力极力怂恿,不愿其退场。

宫廷调和:奕劻辈分高、资格老,在复杂的宫廷矛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调和者”角色,这是载泽无法比拟的。

太后圣眷:隆裕太后对奕劻的信任并不亚于载泽。例如派遣振贝子出使英国参加加冕典礼,背后也有奕劻的影响力。

军机处的挽留:当时的军机大臣们出于维持宫中势力平衡的考量,也不希望奕劻离开。

正如文中所言,“新势力之不敌旧势力,为中国今日政界公例”,这揭示了清末新政虽然名义上是制度革新,但在人事安排上依然深陷传统权力网络的泥沼。

三、机构重组与官僚投机

报道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官僚阶层在新旧体制交替时的投机心态:

六局之争:新内阁下设六局,宪政编查馆(拟改为法制局)的人员为了争夺局长之位“如火如荼”地进行运动。

人事囤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宪政编查馆本已在裁撤合并之列,但近期却大量调人,且多为候补道员。这些官员显然是为了将来进入内阁各局提前“占坑”铺路。

四、历史的印证:从“空中经营”到“皇族内阁”

这篇写于1911年3月的报道,可以说是两个月后(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内阁官制暨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并成立“皇族内阁”的完美前奏。

载沣对总理集权的防范以及皇族内部的派系倾轧,最终导致了一个畸形的产物:以奕劻为总理大臣,满族亲贵占据绝对多数的“皇族内阁”。

这个内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而是皇族试图在立宪浪潮中继续垄断核心权力的过渡性工具。它的出台彻底打破了立宪派的幻想,引发了各省谘议局的强烈抗议,并最终将大批立宪党人推向了革命阵营,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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