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两个中国的背影 ——华夏中国与胡汉中国

三  奴性文化

奴性并不是天生的，人类作为原始人的时代长达几十万年，在原始人类中并不稀缺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但是，人类认识到平等的本身不是绝对的平等。因为人们的智力、体力、意志力都有差别，你在天赋本来各式各样的人群中，强要平等，那么其实是不平等。平等的只能是一种竞争的机会，而不能表现为最后的结果。平等也表现为对弱者的关怀，但是绝不是赋予弱者以不公平竞争的权力。否则因为平等，让不具有能力的人在一定的岗位上，恐怕最终是害人害已，这是一个简单的事理，不用赘述。
独立的意志与自由的精神，本来是人生而具之的品格，从原始社会开始，这就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出于团队生活的需要，彼此之间可以让渡一些独立与自由，以期求得团队的合作与前进。
但是在现实中，国人愿依附于少数人，由领袖来选择道路与方向，从而放弃个人作决定的责任，当然，也放弃了面对风险与艰难抉择的责任。一个不愿意面对责任的群体，谁能说他们配拥有民主与自由呢，让渡自由与决定权给少数专制者也许正是回避责任的结果，也是专制的源泉之一。
问题是：在让渡了自由与决定权之后，少数专制者真的能担负起职责吗？自秦实行专制主义这二千年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侵略，少的是敢于担负责任的权贵，多的是蒙骗或者强迫低层群众的奸雄，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权贵成为大汉奸，群众成为小奴才。这种循环，二千年来已经数次，最近的一次也就在几十年前而已。
而华夏民族在先秦时期有相当的平等与自由。无论文化还是政治制度的开放都在世界的前列，我们主要的思想家均产生于那个时代。我们的奴性的养成史是我们的血泪史，也是个人的利益如何战胜民族利益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民族的作为奴隶并被征服。而这一切都自秦制度开始。
秦制度主张的正是弱民，消灭强民，一切有利于专制主义与服从的品性被提倡，一切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被否定，人格的机械化与程式化，使得秦有机会征服六国。但是，六国的被征服，专制主义第一次大行其道，秦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六国那样的简单，利用专制制度在文化上也几乎重新构建了华夏，时至今天，从文字到商业习惯到制度，无不渗透了秦的影响。当然，专制主义的极致导致了秦的灭亡，而汉代的反思仅仅是引进“儒表法里”的折衷术。——这是因为已经品尝到专制主义的滋味的统治者再也不肯放下权柄。自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一直在驯服那个有血性，且敢征战的民族，即使这样，但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时期，仍然不泛有班超这样传奇式的英雄的存在，那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精神的闪现，提醒这个民族的初年，曾经存在的伟大的自由创与冒险的精神。以后的历史仍然会有这样的故事，但那终究成为了专制主义大潮里的一丝远古的回响，终不能改其大势。
而蛮族对中国的征服更进一步加强这样专制主义的传统。
从外部而言，南北朝的分治，是蛮族对北部华夏的征服，是胡汉中国的初期。但是在南朝的中国，却仍然传承了古典中国主要的文化精神。
北朝的士兵虽然时不时的饮马江北，但是作为南朝的老百姓，史载即便是老农也会握紧锄头准备以死抗争。这是一个民族从没有被强奸过的反应，因为被蛮族完全统治的中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结果。然而发展至10~12世纪，在契丹、女真相继统治幽云地区，那里的汉人已习惯于被征服，女真称其为“汉人”，而对中土汉人则称为“南人”。前者因投降早而被女真政权所信任，但女真统治者也逐渐发现了他们的问题。金世宗就说道，“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之后又比较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奴性的养成，离不开被压迫，在民族压迫与专制主义的双重桎梏下，当代汉民族没有奴性文化才是让人奇怪的事情。毕竟，一方面，专制主义已经实行了二千年。另一方面，合计元帝国与清帝国的民族压迫与专制统治的双重桎梏，也有三百五十多年。

但明代官员敢于直言上谏不输于唐丝毫看不出专制的影子啊

梦幻蓝薄荷 发表于 2014-10-20 11:58
但明代官员敢于直言上谏不输于唐丝毫看不出专制的影子啊

是这样的，专制主要是个框架，比如权力的来源，比如权力传递的方向与方式等。
专制社会中不是没有先进的制度，比如明的内阁与监察体系，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中的部分设计也正是得此启发。
因为这章节的主旨问题，我就没有深入讨论专制社会里的自由的细节。完全的专制在本书中几乎是和胡汉同步的，明是华夏复兴期，专制程度自然不是那么高，但是明的体制是专制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举个例子，比如明的言论自由的固然存在，但是打板子也存在，流放也存在。打板子表现的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不是保护，达到言者无罪的文明程度还远着呢。而官员还是坚持上书，这就表现为了士人的骨气与风气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核心是我们不去破解专制的体制，而是一直鼓励知识分子去坚守气节，不怕打板子——这才是症结，关于这点在本书下面会有涉及，比如汉朝范滂的例子就很有名。敬请关注。

四 缺少人性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在他的作品《好社会》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纵观世界各民族兴衰史，无有不契合此理。。

我们的历史书满篇都是杀戮、斩首、屠城的篇章比比皆是，甚至食人的记载不时见于历史文献，若是说古代战争都是这样，中西方皆然，大致笔者也无话可说。但是，衍生到现代，号称亩产万斤，结果发生大规模饥荒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别说这是个别人的意愿，没有这个民族大量精英的共谋，断然产生不了这样近乎于笑话的悲剧。

在国家层面，伤亡惨重的矿难，也不见得比外国元首去世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礼遇，通常我们只怪那些所谓的黑心矿主与地方政府，反过来想一想，这些矿主敢于罔顾人命，还不是因为用手里的钱就可以贿赂收买受害者的家属，而受害者的家属大多也会因为出价的高低而被摆平，只有少数的时候坚决会追诉矿主的责任到底。由此看来，这绝对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群人的问题，这分明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在这个国度里，金钱与权力都贵于人命——这还表现在为了扩大国土、改动战争，动则牺牲几十万、甚至数亿的宏大表态之中。数字仿佛不是生命一样，这使我想起来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一段往事来。

1957年毛泽东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捷克主席诺沃提尼，事后说：“毛泽东说他们的六亿人口准备死三亿，我们捷克只有1200万人，都死光了还不够，谁留下来重新开张？”

好笑吗？但是，这绝不是毛泽东在说笑话，更不是信口开河，这是有着极其的深远的文化内涵的——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价值观绝不是一天形成的。

秦二世封闭始皇陵墓，一天之内就使二十万余役卒死于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价钱比狗肉还便宜；朱元璋喜怒无常嗜杀成性，不到几年，就将他手下之功臣宿将屠戮殆尽，仅胡惟庸一案株连被杀者就达三万多人。

而现代，不过是这二千年来对人民轻视的传统的延续罢了。余杰在《冷漠是一种罪恶》一文中写道：

“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一对下岗了的夫妇，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平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到大医院去，否则大人孩子都有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哭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路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平板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1]

对生命的关爱的冷漠，人性的失去绝不是自现代才有，这个民族从秦以来的二千年，有着太多的麻木与冷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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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余杰著《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页

五        安于做假与投机的性格
说假话，是胡汉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特征之一。说假话好办事，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文化认知。说假话在中国不是错，把假话说穿了才叫说谎，没揭穿之前就是“真理”。政府说假话，是为了瞒下，人民说假话，是为了欺上，人与人之间没有真相可言，假话说到一定的程度，整个民族一起丧尽天良，社会上布满假劣产品。
然而，我们古人并不是这样的，“尾生守信，抱柱而死”还言犹在耳，这个故事说的是：“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史记•苏秦列传》。本意不是用来嘲笑尾生迂腐的，而是强调守信的可贵与执着。不过这个故事倘若到今天讲给大众来听，恐怕一百人中会有九十五个认为尾生傻的不可收拾，不来就不来了，何苦抱柱而死，不知变通的笨蛋是没有前途的。这种认识对不对呢？笔者认为，判断这点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背景，因为秉承尾生不知变通看法的人，在现存的社会中是有着强大的生存基础的，城头变换大王旗，换了一家主子，便换一面旗帜，没有忠诚就没牺牲，没有坚守就不会有损失，变通与生存之术更适合于胡汉社会的风气之中。倒是尾生般的人士，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艰难，步步风险。但是真的思虑起来，我们却会发现前者这种不知执着，易于变换的性格，可以投一时之机，却无法终其长远；可以让个人得逞一时，却让民族与社会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最直接的例子，我们笑日本人固执愚笨，做事一板一眼，更嘲笑德国人在没有人的红灯面前死守的顽固。但是，德、日的产品质量举世公认，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是举世公认，不过公认和公认之间有的巨大差别，想来也没有什么可以讳言的。如果说我们的经济还能快速发展，那在于我们用勤劳的品质来抵消没有法制与纪律所产生的负效率，那么这个勤劳又能持续多久，那么我们命中注定就要在低效的勤劳中碌碌一生？
不仅仅是产品的质量，对社会结构和法制的执行也是同样如此。我们民族众多的人群没有尾生那种固执的性格，更没有坚守规则的信念。例如，法院本来是从事判决的单位，却经常从事调解。因为分清黑白是非，是胡汉文化中，最不习惯的事情。胡汉社会中，人们混迹于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有益的生活，或者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而是为了追求物欲与肉欲，从来不在乎精神世界的愉悦与收获。自然，就更安于作假与投机的生活方式。

汉服提供的是民族荣誉感、归属感和向心力，而不是错位的优越感。作为汉服承载者和传播者，一定不要忘记和扭曲自己的使命和最终目的，用错了方式，因自身问题破坏他人对汉服的正面感受。
                        新浪微博评论:汉风徽韵-宜居社

第二节      多谋略少规则的社会

大约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喜欢讨论谋略了，孙子兵法、三国智谋，不仅流行于军事方面，从商业到为人处事，大致无处不在，正奇变化，大致会把一个遵守规则的人搞的颠三倒四，不知所措。我们喜好谋略，喜欢那些用手段击败了别人的人，喜欢设伏、诱骗，反正一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胜利了，就可以给这一切套上正义的光环。

如果说这一切变通用在军事上，是因为生死存亡，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用在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组织上，就成了大问题，你能试想一个四面设伏、没有诚信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也不用设想，我们当下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遵守规则不会得到尊重，你取得成功才能得到尊重，也不论这成功是不是破坏规则而来。

宋襄公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守旧不知变通固然是其缺陷，但是这种缺陷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的社会里的问题。如果整个社会都没有规则可言，也出不了宋襄公这样的人与事来。反过来看，当代的中国人并没有权力去嘲讽宋襄公的行为，因为宋襄公遵守规则的意识正是这个社会缺失的品德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另一个以守信用而著称的尾生，在当代社会，恐怕也不会被诠释为守护信用，报纸的标题上大概只会有“不知变通，致水淹死”的描述。

如果一个社会把搞阴谋的人描述为经世之才，那么欺骗人民、破坏规则自然成为常态。如果搞阴谋者总能成为成功者，那么这个社会最终的毁灭就可以期待。我们历史正是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华大地上，秦国因为残酷、欺诈战胜了东方六国；逃命可以连妻儿都不要的刘邦亭长也打败了连过江东卷土重来都不好意思的项羽，从而取得了天下。秦朝实行专制以来二千年，流氓与骗子在这片土地太走运，以至于我们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一     民族气质喜台下交易

我们喜欢台下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喜欢私下里先说定一件事情，然后到台上去表现，制定规则的作用就是为了摆脱其它人的置疑。

如上章所说，没有人真的认为规则能有什么作用，既然规则是人制定的，人也能改变。其实说的也没错，时代在进步，规则自然有变化，问题是时代还没有进步，我们的规则就变了，这个变是为了某个小团体，某个人而变，那么你指望其它人还能遵守他们吗？

这个社会里，人人明白——掌握制定和改变规则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专制时代，读书人一生以考官、做官为目标；当下，没有机会考官了，就变相的买官，巴结上司。反正只要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在这种权力本位的文化之下，规则也没有办法起到应有的公平作用，更无法保护任何一个人，所以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跪在地上，头顶宪法也没法自救的往事。不过既然规则有了和没有一样，那么谁又会有真正的安全感？

二     不会妥协与不透明

当下中国人并非不要公平，相反每个个体都有着强烈的追求公平的意愿。“不患寡患不均”的口号，自专制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一直在耳边回响，每次回响过去，经常是伴随着大规模的革命。，由此，为追求公平付出的代价，这二千年来可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专制主义之下的文化，缺失了妥协的精神。胜者通吃，败者全输，二千年一直在搞“零和游戏”。君不见，除了极少数的王朝，哪次改朝换代后不是前代君王家族被斩草除根。

没法妥协，因此绝对不能输，不能输就不能建立公平的机制。这个原因很简单，比如二个人下棋，如果要其中一个人总是取胜，只有二个可能，一个可能是双方棋艺差别太大（可是安排二个差别太大的人下棋，本身也是不公平），另一个可能是一方总是在作弊。

如此而论，何来公平呢，公平不是要透明与平衡吗，必需有输有赢，只有一边倒的规则，怎么能叫公平，怎么能让人信服呢。没关系，为了对付大家对作弊的置疑，专制主义者又发明了不透明的机制。

然而，暗箱操作与降低民智又是一堆孪生兄弟。如果你要操作黑暗，在聪明人的世界里，你是难以作到的，可是统治者却一定要实现，好吧，那就降低人民的智力。好在人类的知识不是天生赋予的，还需要学习，那就从删书、焚书开始，从秦始皇焚书开始，二千年来，此风盛行，清帝国更是登峰造极。

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学习起西方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极权思想，把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治，发展为极权政治，人民连思想的自由都加以直接禁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反思与思考渐多。而作为我们曾经的活化石的北朝鲜上演的种种现代式演义，实在是让人扼腕痛惜不已。

第三节      传统（本土）信仰的实质

如果不提及华夏中国的部分，自秦汉专制主义实行以来，我们就失去宗教信仰。

但是，我们并非是一个生来就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以一种独特的中国方式顽固的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这不是对精神世界的信念，这是对物质世界与现世的痴狂。

它既表现在知识精英对信仰在实行社会治理上的功利态度，同时也表现为普罗大众对利用信仰实现本身利益的功利性。

笔者随手举一例：

人民网香港1月23日电 台湾消息：台湾基隆市有百年历史的土地公庙，昨天晚上乐透彩券开奖后被砸，“土地公”疑遭未中奖的乐透彩迷丢入溪中泄愤。不少今天上午前往参拜的信众十分气愤，指责彩迷“没道德”、“没良心”，连“土地公”都敢砸。据当地信众说，该土地公庙已有百年历史，以前六合彩、“大家乐”盛行时，常有人到此求土地公保佑中奖。 [1]

土地公在信众的眼里，只不过是可以交换利益的一个神仙罢了，不能为所用的时候，自然毁弃。

实际上，功利性才是我们民族自先秦汉确立专制制度以来的痼疾。（剥离先秦时代的原因后面章节会述及）。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的信仰的话，其实是功利主义。

这个功利主义所促成的牺牲，不论是因为被流芳百世的名声所惑，还是由于被千金重赏的物质刺激所致，究其本质都是雷同的。

但是专制主义还是把名利做了区分，把流芳百世上升到了一个不能企及的高度，而把取利的行为贬低到了一个不能接受的地步，那么直接到导致的后果就是，除非这种教育真正的普及到每个国民，让每个民众成为圣人，才有可能实现民众的自觉性。然而，这如同实现共产主义一样，理论上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人的天性，那么实际执行起来就会出现巨大的偏差。而实际上我们从来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圣人似的普及教育，遑论教育的成本问题，仅仅是个人品性之间的天然差异就足以使这样的理想破灭了。那么最终，这种教育的后果是，在国家危难的面前，能够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只能是少数人了，而这少数人又是民族中道德水准最高的人群，几个亡国的轮回下来，民族劣淘汰的惨重就可以料想了。

另一方面，即便是这小部分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在功利主义上的表现却又殊途同归。

以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举例，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比较能说明问题。“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本身也是怀疑论者，对于民众中所流传的祖先崇拜，儒学者们本身谈不上信或者不信，只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罢了。但是儒家经典又说“生则养，死别敬享”，又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说法。这其实是想通过对祖先崇拜的推崇，以起到教化民气的作用，注重祭祀这种仪式而不是祭祀的对象，通过仪式培养民风，这是儒家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最不一样的地方。《墨子·公孟》对此有很恰当的评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

鬼神在这样的仪式中，只不过沦为形式罢了，也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教化人民的工具，也就谈不上敬畏了[2] 。

唯一有可能让民众起到自动自我约束的本土的信仰，在知识精英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实现统治的工具罢了，自然也不在乎民众到祭祀中所寻找的价值与实现的目标了，更没有人会去阐述这点。知识精英沉醉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上，而知识精英本身的信仰又无非是留名千古，闻达于天下，顶多再加上一个封妻荫子、衣锦还乡的情结。这样的知识精英，是无法承担起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作用的。

而国家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外儒内法”的帝国制度下，苟延残喘罢了。大多数强盛王朝的初期精神层面都是生机勃勃的，理想即便是“打天下，坐天下”，也时有那种为民作主的情怀。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明代皇帝朱元璋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是也编制了《大诰》发行了千万本，大明百姓人手一册，通过《大诰》发动百姓捉拿贪官，搞运动式的反贪，不算红朝，可能自古也就这桩吧。

然而是当革命初期的创业者随着时间退出政权，朴素的民本思想便告结束。当知识精英通过正常的考试与升迁重新占据了政权主体后，专制主义的文化就重新占据主流，国家日久升平的老问题又重新出现。通过文明的发展进化又重新堕落，成为这个民族近千年的诅咒。

也正是这种独特顽固的“无信仰”的存在，把功利主义这个标签烙入到我们的骨子里去了。除非把拜物教也作为信仰的一种，若非如此，这个民族的信仰的实质，我们可以总结为其实没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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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年 人民网香港1月23日电

[2] 敬畏神是宗教的特性之一

第四节 异化下的外域宗教信仰

上节所述，主要是知识精英本土信仰的缺失。然而，即便是知识精英也还是需要精神上的更多的体验的，否则无以面对古代科技与逻辑也无法解释的种种自然现象。

面对生、死、命运这些神秘的现象，既然无法通过本土的信仰体系以解决，那么就通过引入外域的宗教体系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于是，最初的佛教填补了这个真空。到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高度：

据唐法琳《辨正论》记，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皇室贵族竞相修建寺庙，成为东晋王朝奉佛的一个特点。晋元帝立瓦官、龙官二寺，明帝建皇兴、道场二寺，成帝建中兴、鹿野二寺，简文帝建波提、新林二寺；康帝褚后造延兴寺，穆帝何后建永安寺，恭帝褚后建青国寺；彭城敬王司马纯建彭城寺，会稽王司马道子建中寺等三寺。此外，中书令何充、侍中王坦之、右将军王羲之等也各造名寺。这些佛寺都建在建康及其周围，至于地方上一些佛寺的修建情况，可以由此比知。[1]

但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正的相信了这种外来的宗教？历史证据表明，佛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多成为了一种玩赏生活、提升个人修养的工具，而非救赎大众精神的宗教信仰。佛学并没能让知识分子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而，中国的知识精英进一步异化了佛教。佛教主张转世轮回，但传入中国后，改而强调“悟”性，演化出了禅宗派，其祖师慧能将佛学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倡悟道之后就可以享受精神上的欢乐，不需要等到来世。通过这样的理论，终于把对极乐西方世界的追求变成了现实世界的追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社会的世俗特性也渐渐对其发生影响，中国人开始把原先寄望于祖先保佑的期望，部分寄托在新兴的佛教上面了。

人民给菩萨烧香，许诺还愿。然而，菩萨若因信众还愿，而真有了灵验，也必定是一个大贪污犯。人民对菩萨的期待如此，宗教的工作者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教进入中华久了，和尚寺庙也入乡随俗了，既然菩萨是用来保佑发财、健康与升官的，和尚尼姑的商业精神自然得到空前的发展。早在魏晋时期寺庙地产便得到巨大的发展。

佛教的广泛传播带来了寺院经济的急剧发展。史称，北齐武平年间(公元570—575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注：卷七。)。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注：《南史·郭祖深传》。)。如此雄厚的物质财富的积聚，不仅使僧侣的高下层分野更为分明，造就了以高级僧侣为主的寺院地主，而且使寺院的财产集体所有制受到了腐蚀，产生了寺院财产私人所有制。如吴郡西台寺多富僧，其中法释就拥资百万(注：《宋书·王僧达传》)。北朝，“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注：《北史·苏琼传》。)。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富有僧人的出现，标志着寺院地主经济的最终形成。[2]

这可见，寺院经济并非只是当今为人垢病的少林寺独有，寺院经济的世俗化、商业化与民众的精神需求夹杂在一起，最后发展出了人与神的生意理论，比如神若是保佑了发财，就回来修葺金身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无关信仰，如果硬是定义其中有什么恒定的因素的话，功利性就是唯一贯穿如一的因素。

人民大众面对宗教，内心深处没有牺牲、没有奉献、更没有敬畏。宗教于民众而言，理解成为是一个形式上的安慰，大致也没有什么问题。当下，各种教徒统计一下，虽然数以亿计，寺庙教堂更是无处不见，究其实质，都是以尊崇神佛的形式换取现世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精神上的救赎从来就不是主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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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断愈 . 《中国佛教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2]： 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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