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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朝代] 历史上的怛罗斯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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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 发表于 2015-9-3 2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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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罗斯之战(Battle of Talas,怛,音dá)是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大食帝国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中亚诸国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葱岭以西、接近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的附近地区。战役的发生时间在751年7月-8月(唐玄宗天宝十年)。以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胜利告终。有学者认为怛罗斯战役是一场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直接碰撞,也有学者认为这场战争仅是两个帝国边疆上的抵触和小冲突。

  第一部分:战役背景

  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然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除去固守东南欧和近东的拜占庭,另外两个便是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751年时的中国,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李隆基统治期间,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尽管此时李隆基已日益沉醉于酒色之中,不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繁荣的社会表面下也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但大唐至少在那时还是“大”唐,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

  汉民族先民——华夏族通过战争和文化融合,掌握了黄河流域(中原)和长江流域(江南)的土地。对汉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蛮荒之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为这些土地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而汉族的“扩张”多是因为不堪周边民族为争夺过去属于自己的领土而进行的屠杀、劫掠和骚扰,出于稳定该国疆土、以绝后患的目的才大举兴兵。为了保卫长安必须占领河西,为了保卫河西必须控制青海,为了控制青海必须占领西域来分吐蕃(今青藏高原)帝国的兵力,使其不能并兵向东扩张而已,唐代名将郭元振就这个问题和吐蕃大相论钦陵谈判过,如果吐蕃国放弃青海,唐帝国就放弃西域。

  高宗年间,东、西突厥汗国先后被中国所灭,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小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或被迫投降唐朝、或被武力灭国。唐朝从此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都护府坐落在龟兹镇。尽管一部分世界史学家认为安西都护府辖境不能算唐帝国的正式领土,只是唐帝国的外围保护国而已,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一带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之内,受中国文化影响。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阿拉伯帝国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强力量。

  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跨过中国的国界。开元三年和五年,突骑施联合吐蕃、大食兵向安西四镇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击退,开元五年战事见于《资治通鉴》,另有新出吐鲁番文书亦涉及此次战役。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唐军这个时期在青海与吐蕃国大打出手,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的体现出来,西域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祆教等或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感到不安,更畏惧彪悍的穆斯林战士,于是不少国家向唐朝求援。

第二部分:实力对比

  唐朝

  唐朝主将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别将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阿拉伯史籍是10万,杜佑的《通典》记载唐军为7万人,《段秀实别传》是六万人,《旧唐书·李嗣业传》是2万,《通鉴》是3万,《唐历》记载是三万)。”,《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唐军人数也是两万。(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蕃兵指的是唐朝附属国军队,蕃、汉三万意思是唐朝附属国军队及唐军自身兵力总共是三万人。)以史料记载高仙芝时代“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即使以最高估计,安西四镇也没有超过三万的兵力,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不留守备。实际上杜佑《通典》中的七万军队记载,并不是来自于杜环,杜环则被阿拉伯俘虏之后,杜环的经行记残本也没有记载此战的唐军人数。杜环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著有《经行记》,记载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因此很多人就说《通典》中的记载来源于《经行记》,《经行记》是参战人员写的第一手史料,那当然确凿无疑了。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正方二三万人的说法。首先,所谓《通典》中七万人之说是引自《经行记》的说法是网络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谣言,是完全错误的!《经行记》已经失传,只有被其他史料引用的1500多个字保留了下来,而这1500多个字里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简单:“杜环经行记云:‘……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通典·卷193)也就是说《经行记》的残留文字中根本就没有这场战役唐军兵力的记载。而且,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他书文字时都会明示的,而“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这句话并没有注明是取自他书,尤其是《经行记》;也没有说明他是听谁说的,有可能是杜环也有可能不是啊。

  总之,这句话的消息来源不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将《通典》中的这个记载说成是出自《经行记》,并奉为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资料”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要质疑了,既然《经行记》失传了,那么《通典》中的记载也不能说肯定就不是出自《经行记》,就算不是也有很大可能是听杜环说的啊。他家亲戚是参战者,他写这次战役的时候能不去问一下吗?况且杜佑是德宗、宪宗时期的朝廷宰相,写《通典》的时候距离怛罗斯之战才几十年,差不多算是高仙芝的同龄人了,几乎可以算是历史亲历者,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的作者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了,我们凭啥不信杜佑?这种质疑很有道理,但我要说:第一,杜环的生卒年不详,有可能杜佑写《通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杜佑没法向他咨询。第二,不论《通典》中的记载是杜佑看的《经行记》,还是杜环直接告诉他的,总之我们假设七万人的说法确实出自杜环。问题是杜环说唐军七万,难道就真的很可信吗?杜环虽然参战,但也不过就是一普通士兵或者一低级军官。这么一个低级别人物,怎么可能知道全军兵力这种高度机密?对越反击战时我军一个连长会知道我军投入的全部兵力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杜环真的知道全军兵力,那也很可能是被俘后听阿拉伯人说的,要么就是高仙芝虚张声势。古代这种事很平常么,五万对外宣称十五万,吓唬吓唬敌人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环说的七万还不如《段秀实别传》里说的六万更可信,段秀实是高仙芝的副手,级别比他高得多。况且七万人还未必就是杜环说的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第三,《通典》中关于怛罗斯之战的文字并不是单独出现,完整的内容是:“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合罗凤,十余万众全没。”这段文字中的加粗部分说了四个人打的四次败仗,这四次败仗的人数记载全部都与正史不符,相去甚远,这该作何解释?如果其他三次败仗《通典》记载的人数不可信,那凭啥高仙芝七万人的说法就可信呢?如果《通典》说的全都可信,那为啥正史都不采用呢?难道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等史家全部都造假?《通鉴考异》中提《段秀实别传》都没有提《通典》,就足以说明了史家的态度。第四,正史的编纂者虽然比杜佑晚了几百年,但他们编书时依据的资料可不是几百年后的,《旧唐书》的大量内容就是照搬唐朝国史,岂能以作者所处年代来作为可信不可信的标准?《通鉴考异》中明言:“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司马光为啥不信《段秀实别传》要信《唐历》呢?原因就在于两个资料的作者。《段秀实别传》很明显是私人所著的野史,尽管肯定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比起《唐历》那还是差远了。

  《唐历》作者是柳芳,柳芳是什么人?他可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的史官,负责国史的编纂,著有记载从武德到乾元150年的国史130卷。后来被贬出了朝廷,正好和高力士顺路,高力士告诉他了很多外人无从得知的朝廷秘闻,讲的还很详细。可是那个时候他编纂的国史已经送交档案馆保存了,没法要回来更改了,所以他就另著《唐历》四十篇。后来唐朝另一个史官崔龟从还写了《续唐历》三十卷献给了朝廷。《唐历》的时间可比《通典》和《段秀实别传》更早,还是高仙芝同时期的朝廷史官写的,可信度自然更高吧?你要说杜佑的七万人是杜环告诉他的,那我还说柳芳记载的三万是听高仙芝说的呢。别忘了高仙芝战败后就被调回朝廷当右羽林大将军了,柳芳和高仙芝喝个酒吃个饭完全正常。所以说,就中国史料而言,正史记载的“二三万”人的说法,可信性是远远大于《通典》和《段秀实别传》记载的“六七万”之说的。

  怛罗斯之战居然出动安西都护府八成以上的兵马,说明这次高仙芝对即将和阿拉伯的大战确有准备。唐军虽是马步混合部队,但是步兵均有马匹,平时以马代步,作战的时候才下马作战,行军速度较快。唐代时,中国军队无论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能力都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

  当时唐军野战常用的阵形之一是“锋矢阵”,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执陌刀(一种双刃的长柄大刀)、勇猛无畏的轻装步兵,接着是步、骑兵突击,后列则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击溃对方。陌刀的攻击力极为可怕,列阵时“如墙而进”,肉搏时威力不减,李嗣业便是一员善使陌刀的猛将。骑兵方面则是轻重骑兵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和横刀。唐代改进了冶炼技术,灌钢法取代了百炼法,使铁制战刀更加锋锐。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轻,但防御力却有所提升。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唐军的抛射兵器——弩,中国的弩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独步天下,到了唐朝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与威力远非寻常弓箭可比。为了弥补弩射速低的缺点,秦汉以来的军阵中一直是弓弩兼有。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由于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大军对战之前曾经围攻怛逻斯城,所以高仙芝应当还使用了车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床弩。史载车弩“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

  从《太白阴经》所得到的资料,唐军的编成装备是这样的:唐军的主力部队多是步骑混成的,其一个标准的军团应该包括步兵12500人,骑兵5000—6000,辎重兵1000—2000,一支这样的部队合计约两万人马。其中,12500名步兵中,甲兵7500名,主要使用明光甲。在7500甲兵中有2500名陌刀兵,这些陌刀兵每人在两腰分别挂有弓一把、箭30,背后交叉插有长柄陌刀一柄,长枪一条。此外5000甲兵也同有弓一把、箭30,枪一条,断柄重刀一把。唐军弓弩配备率达到120%,每名士兵都配有三件以上的武器。这与秦汉军队相比,火力强出了3—5倍,冲击力也大有提高。而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配合骑兵完成对运动速度快,而路途又远的游牧军队,唐军藩镇军和中央军主力的步兵部队都是坐车马机动的,而不是徒步。在得到战场时才下车列阵作战。唐军骑兵与此前南北朝时有所区别。南北朝时,成熟的马蹬的大量使用使骑兵由秦汉时的轻骑向重甲骑兵发展,也就是人马皆以重甲防护,在战场上发起冲击作战。但唐军当时的主要对手是游牧轻骑兵,且是长途出击为主,所以唐军虽然也有重骑兵的存在,但更多的还是轻骑兵。唐军的骑兵一反此前南北朝时的重装化,其士兵的保护很好,但战马却甲片很少,只是护住前胸和脸部。唐骑兵人是有完善的战甲保护的,其战甲与步兵甲型制类似。早期的玄甲也被逐渐淘汰,代之明光甲。但骑兵甲的裙甲,膀甲明显比步兵的短,这是为了方便在马上的运动。为了弥补,唐骑兵使用皮带在腿和手膀上固定上甲片。唐骑兵每人身背长枪一条,配圆盾一面,弓一把、箭30,长短唐样刀(横刀)各一把。战备相当完善。

  唐军远程作战的战术运用也有了很大突破:实战中,唐军骑兵与坐车的步兵共同达到战场!如果敌军首先发动进攻,唐军拥有与宋军同样高的弓弩配备量,先以箭镞攻击对手,随后刀阵迎击,当两军混战在一起的时刻,骑兵迅速从侧翼扰到敌军后方,两线夹击对手!如果我军主动进攻,骑兵主要担负从侧后扰到敌军后方,迁制对手主力,同时步兵开始以刀阵推进,最终实现围歼。史书上有“如墙而进”,“当嗣业者,人马俱碎”来描述唐刀阵推进时的强大威力!唐军的战术有些类似亚力山大大帝的矛阵加重骑兵的战术。可见唐军步骑的配合与后来的“两翼铁骑”是完全不同的!唐军骑兵虽与步兵合为一体,但在战斗中其使用是完全独立于步兵的!可以说是由唐军创造了步骑合战的最优秀典范!唐军的战术极富力图全歼、所向披靡的霸气。这与其他军队在骑兵面前将步兵作为列阵死守的工具的作风完全不同。这充分说明了唐军拥有极高的主动进攻精神。可见,唐军的基本战术是“侧翼迂回,前后夹击”。唐军将步兵列阵的威力和骑兵强大的机动性能通过“蓄力化运载步兵”这一创新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发挥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反骑兵军团”的威力。应该认为,通过上千年的国家体制演进,以自由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为基础,以牺牲国家动员能力为代价,唐军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外进攻能力。5000轻步兵中,2500人配弓一把、箭30,断柄重刀一把,长枪一条,方型牛皮盾一面。另外2500轻兵配弓一把、箭30。背后背着一个更大的箭娄,装箭100,配弩一把,长枪一条。

  但是,唐军号称劳师以袭远,从安西深入七百余里,攻打曾经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附近.观察地图以及结合史书我们可以看出。高仙芝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深入七百馀里”,其实已经在阿拉伯的地盘上作战,阿拉伯在补给,情报等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

  阿拔斯

  阿拉伯史籍关于怛罗斯战役的仅有两部,有关阿拉伯动员兵力的人数,中、阿典籍中并无记载,有关唐朝兵力在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方面如下。As-Saffah(阿布·阿拔斯)掌权3年后(751年),布哈拉爆发起义,为首的是Sharikh ibn Shaikh(舒莱克)。他率3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Abu Muslim前去镇压,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和阿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Sharikh ibn Shaikh被杀。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他派遣Ziyad ibn Salih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抵达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Abu Muslim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当地土著)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Abu Muslim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Ziyad ibn Salih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As-Saffah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Khorasan(呼罗珊)的总督,Abu Muslim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Ziyad ibn Salih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As-Saffah那里。 —穆塔海尔·麦格迪西 Al-Mutahhar ibn Tahir al-Maqdisi(卒于966年)或巴勒希 Abu Zayd al-Balkhi(卒于934年),《肇始与历史》这一年,拔汗那(费尔干纳)的Shishpir(伊赫希德)与Chach国(即石国)王反目为仇。Shishpir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皇帝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Chach国王包围。Chach国王归顺中国皇帝,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但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133年(751年)12月。 —伊本·艾西尔 Ali ibn al-Athir(卒于1233年),《历史大全》关于阿拉伯驻兵人数,由于史料的欠缺,史学家只能从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在700年,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是25至30万,阿拉伯人在Khorasan(呼罗珊)总督区的人数是11.5万至20万,到了715年,其兵力为4.7万,一些史学家相信倭马亚在Khorasan的驻军数量一致维持在4至5万直到末期。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战役前的兵力无从考证,不过史学家根据在762年哈里发al-Mansur(曼苏尔,754—775年在位)面对什叶派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发动的起义时透露的数据分析;在库费哈里发仅有1千兵卒在身边,其余的阿拔斯军队分散;其中3万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他儿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4万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4000人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作战,哈里发一共提及了7.5万驻军人数情况。不过Kennedy指出阿拔斯王朝绝不止这些兵力,其余没被透露的包括驻守在摩苏尔的2000防守哈瓦利吉派的军队,另外可能大约有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据此Kennedy推测,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在al-Mansur时期为10万。但Kennedy指出这10万人都是全职职业军人,与之前的倭马亚王朝军队中的民兵不同,因此实际上阿拔斯王朝很可能把军队保持在大约25至30万之间,与前朝不分上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仅仅是驻军,不包括战时临时征行的麦瓦利(志愿者),如718年倭马亚与拜占廷作战时的20万队伍、1.2万工匠、骆骡各6千;781年阿拔斯与拜占廷作战时的9.5793万人;806年的13.5万人,因此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的仅仅是正规军,并非阿拔斯可动员的兵力及藩国参加后的数目。2003年Bai Shouyi.在A History of Chinese Muslim (Vol.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中提出了有20万,远远高于所有文献上记载的阿拉伯军动员的人数最高值10万,2010年代ABC-CLIO出版的《在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占领》 (Conflict and Conquest in the Islamic World: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开始引用这个数字。中国方面对此战唐军动员的人数,大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6至7万,一为2至3万。

  阿拉伯方面的两种记载,对唐军动员的人数为10万,外国史学界学者方面多支持唐朝2至3万说法,对唐军10万人数并没有达成共识,此说包括著名东方学家Waley、汉学家Graff、Powell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此本巨作由多位著名中亚研究学者编辑而成,包括著名的L. Bazin、M. S. Asimov和伊斯兰学者Clifford E. Bosworth),其中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俄国伊斯兰学家巴托尔德和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也指出阿拉伯史籍的言词和唐军人数方面都过于夸大,把此战唐军的兵力调整到2至3万。不过作为参战人员之一的杜环,并没有透露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其著作《经行记》原本已失传,残文被杜佑收入在《通典》。但《经行记》的残文并没有关于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的记载,因此杜佑得七万之说应是他自己猜测,而不是某些人云亦云的网民所说的得自杜环。关于阿拉伯人在呼罗珊以东附属国地区到底可以调动多少附庸军人及当地藩国可参战的兵力,我们在《册府元龟》一份718年的吐火罗诸国表可以看见,若从642年阿拉伯人占据赫拉特,至667年越过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区算起,吐火罗及其旁的12个诸国(今阿富汗北部,河中以南地区,不包括昭武九姓地区)到了718年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倭马亚王朝对各诸国所实行的异教重税得到见证,对这样兵多将广的藩国,Abu Muslim在怛罗斯战役中,征它几万兵,应该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有种说法认为河中九国当时经历了反阿拉伯起义后损失惨重,无法为阿拉伯提供过多的兵力。但请持这种观点的搞清地理概念,吐火罗诸国指的是现阿富汗地区,而河中九国指的是现中亚地区,两者完全就不是同一个地区。吐火罗诸国是在701年被阿拉伯占领,而河中九国则是在718年左右被阿拉伯实际控制。到了恒罗斯之战时被阿拉伯实际占领的吐火罗诸国是何态度自不用说,而被阿拉伯实际控制的河中九国的态度则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就在此战前夕的750年,河中布哈拉王(即安国)还主动向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协助平定阿拉伯人Sharikh ibn Shaikh的起义,没有当地人的协助,Ziyad ibn Salih根本不可能转败为胜,所以阿拉伯人在此战对这些藩国的征调并非难事,藩国也可以多多地参加。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恒罗斯之战时呼罗珊以东诸国是支持并联合阿拉伯对抗唐军的,(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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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战役过程

  天宝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与之联姻。由于小勃律地处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要道,于是西北二十余国皆臣服于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朝贡。在当时的四镇节度使田仁琬曾3次讨伐均未成功的情况下,高仙芝(高句丽遗民)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被玄宗任命为行营招讨使,率步骑一万进行长途远征。高仙芝从安西出发,仅用百余日便到达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下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了该城。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险峻的坦驹岭,进入阿弩越城,平定了小勃律国,活捉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

  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天宝九年(750)高仙芝再度奉命出军,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

  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他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俨然是大唐在中亚的总督。

  几乎同一时期,阿拉伯国内发生革命,750年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取代了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在初步解决了吐蕃方面的问题之后,高仙芝打算利用这一大食易代、河中叛乱的千载难逢良机,剪除大食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于是一个名为石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

  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

  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唐朝要在中亚树立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的挑战。

  天宝十年四月(751)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在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高仙芝在七月份到达了中亚名城怛罗斯城下,城中已经有阿拉伯军数千人抢先驻守,唐军只好开始围攻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

  据阿拉伯史书《创世与历史》记载,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进攻的消息之后,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下达命令,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的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加强防守,为大军集结赢得时间。艾布·穆斯林带着自己的1万人赶往撒马尔罕构筑工事准备大战,齐雅德和另一将领艾布达·乌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驻屯军1万人迅速赶往怛罗斯城,(可能还包含艾布·穆斯林的一部分部队),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段秀实传围城五日不克),在外围警戒的葛逻禄部雇佣兵见事不妙突然逃跑,导致唐军阵脚顿时大乱。葛逻禄的行为在唐军看来是彻底的背叛,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中方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恐阿拉伯追兵将及,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在收拢残兵之后,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至安西。

  第四部分:战役结果

  此役的具体唐军损失数字不明,唐纪三十二中全部过程仅记载为:“”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唐军面对阿拉伯联军二十万,沉着应战,令阿拉伯联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中,大约损失一万余人,其中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但仍有有数千余得以身还(从高仙芝还想与大食一决高下,就可以看出,唐军仍还有不少人)。阿拉伯忙于平乱,对保住中亚心满意足,也未能进一步扩张。

  第五部分:历史影响

  怛罗斯之战后,安西都护府的精锐兵力损失殆尽,但盛唐时期的恢复能力是惊人的。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还。”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如若不是安史之乱,安西都护府也许有能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一较长短。

  高仙芝败退后,仍被玄宗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天下大乱。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遗憾的是,不久玄宗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未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大规模叛变,阿拉伯忙于平乱,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权。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牛李党争、甘露之变,唐朝不断内斗,国力严重消耗,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

  西方学者勒内·格鲁塞:如果不是唐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参见[ 法]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吐蕃与阿拉伯3次大战、17万精锐损失殆尽等等都是谣言,没有史料依据,当时阿拉伯在东部倒是与古斯(Ghuzz)、突厥有过冲突,阿拉伯史料记载阿拉伯人造惹瑟知之门等防御突厥人的侵袭,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与赭时修筑了城墙以防备突厥人,没有记载吐蕃与阿拉伯大规模交战、17万精锐损失殆尽。支持拉斐厄叛乱的战士来自10多个势力(亚尔库比,Historiae,2,页528。),其中突厥人起重要作用,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之后,很快就投降于阿拉伯马蒙(塔巴里书,3,页775);法德勒东征打了多个势力,俘获吐蕃军官,但是对此记载很简略,还比不上对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难说是大战,而且法德勒东征也没有要打唐朝的意思。唐主要对付自己的内斗内战,以及突厥、铁勒、高句丽、吐蕃、契丹、南诏等等。而阿拉伯主要对付叛乱、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阿拉伯史料里,根据塔巴里、亚尔库比、加尔迪齐等人的记载,在网上流传的阿拉伯与吐蕃大战的那个时间段,波斯人的暴曱动、什叶派运动不断。阿拔斯大食委派的历任呼罗珊省总督不得不应付波斯人乃至阿拉伯人本身发动的一系列叛乱。

  谢里克事件平息后,布哈拉什叶派阿拉伯人仍不断背叛。哈里吉派优素福·贝尔木之乱、曼苏尔·本·阿卜杜拉之乱、塞吉斯坦与巴德吉斯屡次动曱乱、阿什纳斯之乱等等。大食的马蒙在对哈利发阿敏(811年)展开斗争以前,曾向其韦齐尔法兹勒·本·萨赫勒诉说:(葛逻禄)叶护、“吐蕃主可汗”不臣服;喀布尔王正要夺取呼罗珊与喀布尔毗连的地区;讹答剌君主不肯继续入贡。马蒙听从法兹勒的建议,和平解决了这些问题。(塔巴里书,3,页815-6。)并没有大战,之后也没有大食与吐蕃大规模交战的记载,而是大食对付突厥、古斯(Ghuzz)以及反叛的大食人、波斯人。大食集中力量解决反叛、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而在大食的东部,大食与古斯(Ghuzz)、突厥有冲突,大食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与赭时修筑了城墙以防备突厥人。

  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军就连续派兵在西域活动,西域各国也多向唐朝朝贡,虽然有些小国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

  怛罗斯之战的爆发本与石国有关,但是战后不久,石国仍然倒向唐朝。从新近出土资料中也有很多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中央与中亚地区军事据点的文书往来。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甚至惨败并不少见,而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

  我们可以说,假如安史之乱不爆发,大唐仍维持表面上的繁荣,那么若干年后唐军再次出击中亚,与阿拉伯军队再次相遇,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仅仅是假设。安史之乱的爆发,引爆了唐朝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法国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前,唐从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我们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西学东渐以前亚、欧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怛罗斯战役之后,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唐朝无力染指西域,并自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了作用。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阿拔斯王朝也未有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阿拔斯王朝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灭。

  长远来说,部分因为怛罗斯战役的影响,伊斯兰文化比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的造纸术亦因为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由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撒马尔罕新建的的造纸坊里工作而传到中亚、中东和欧洲,当时从军的杜环被阿拉伯帝国俘虏,随后跟着阿拉伯人周游阿拉伯各地,回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总之,怛罗斯战役对东西方历史进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後,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於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

  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

  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

  怛罗斯战役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迅速的转化为伊斯兰教区,虽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对当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人们该信伊斯兰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于715年)时期,开始约许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不过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逐渐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

  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即唐安西四镇所在,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当地也没有因此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起的几个突厥政权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了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到了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发展,在新疆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疆境内一直到15世纪末明代中叶才完成全盘伊斯兰化。此时距怛罗斯战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于907年灭亡。

  而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本信奉摩尼教,摩尼教于763年传入蒙古回鹘汗国,迅速发展成为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受到当地盛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大批民众多改信佛教。唐代的新疆地区是汉传佛教的一大中心,已有了近很长的汉传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这些都为后来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诸因素来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影响最大。虽然吐蕃曾在新疆统治一段时间,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影响仍不及汉传佛教。直到元代,由于蒙古人崇敬喇嘛,藏传佛教才在新疆得到发展,但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仍最多,大约81部41种佛经。其次才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佛经,至少有16部。

  匈牙利学者Harmatta推断,在蔡伦发明纸张后的一个世纪,索格低亚(Sogdiana)就已经用纸通信了;到了3世纪,纸张已传入伊拉克地区。李约瑟指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总之,都比怛罗斯战役早。在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之间通常关系,并未见受到此战的显著影响,阿拔斯在对华关系方面上与前朝没有什么改变。以下为怛罗斯之战后中的47年,阿拔斯使臣来华的17次记录,自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仅753年就来了4次,见于《册府元龟》记载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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