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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通史]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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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2 22: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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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车别

前言:
1、 正名,清乃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之上的一个政权,为表明其政权民族压迫之性质,必须称之为“满清”,方忠实于历史
2、 内容次序之考虑,从逻辑顺序上说,应该先叙述民族的一般理论,把民族之本质,民族存在之意义,民族主义的定义以及分类,所应该提倡的民族主义为何,等等问题阐述清楚,然后再来分析为什么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然而考虑到,民族理论问题向来复杂,要将其详细辨析,论述清楚,不仅让写者头痛,也必然使读者却步,诘诎聱牙,让人有枯燥嚼蜡之感觉。又考虑到,一般涉及“民族”问题之讨论,不必纠缠理论细节,确切含义,也足以让人明白大致思想,所以不妨把更通俗的清算满清统治危害必要性之论述移于前,至于后面民族理论之更进一步详细阐述,有兴趣者读之,无兴趣则亦可略过。如此或可两全。但一般理论之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此是根本所在,思想基础所在,详细分析或可不看,对其基本结论必须清楚,否则思想亦终不免于糊涂。

目录
第一章、为什么要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 3
第一节、对一些观点的驳斥 3
第二节、理论上分析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危害 12
一、教育与宣传的暧昧态度 13
二、为什么一些人回避侵略危害对文明的影响 13
三、四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社会的四个特点 14
1、社会结构的封闭性 15
2、统治暴力的界限性。 15
3、奴性的背景化,也可以说奴性的空气化。 16
4、意识焦点的偏移化。 18
四、为什么少数民族迫害多数民族危害格外巨大 19
五、为何落后少数民族有机会征服先进的多数民族 23
第三节、正视历史,清算民族压迫历史危害的必要性 25
一、是非观的混乱,汉奸越趋众多的历史放大效应 25
二、民族气质的恶化 26
三、不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流传,发扬光大 27
㈠ 满清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事实 28
1、礼教吃人么? 28
2、狭隘排外么? 30
3、僵化专制么? 31
㈡、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33
⒈、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33
2、从理学大儒吕留良的遭遇看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 36
3、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39
㈢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40
㈣、不痛批满清,中国文化无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光芒 43
第二章 被湮没的明末烈士和遗民 48
第三章、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64
一、谎言定律对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64
二、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一些简单事实的对比以及评价上的黑白颠倒 66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69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70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74
3、明代更开明,所以皇帝更被丑化,清代极端黑暗,所以皇帝被无限美化 75
四、对明清重新评价,尤其是恢复明朝名誉的重大意义 77

附录1、奴尔哈赤反明所谓七大恨之荒谬可笑 81
附录2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内容部分摘录 86
一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明帝国的全面认同 86
二 鸠占鹊巢:朝鲜人对清廷的鄙夷与偏见 87
三试看寰中究竟谁是中华?朝鲜使者对清帝国文化的观感 89
四 斯文之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 89
五旁观者清:朝鲜使者对清帝国华夏文化堕落的冷眼观察 90
六明朝后无中国”:17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 92
附录3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摘录 93
附录4 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内容摘录 96

第四章、民族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 98
第五章 “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初步分析 109
一、汉语“民族”一词的由来及它与西方相应概念的对应关系 109
二、对西方与“民族”对应概念的进一步剖析 113
三、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与“nation”概念的异化 116
第六章、关于民族起源相关观点的分析 123
一、对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的批驳 124
二、一些西方人认为民族是近代才产生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126
三、西方人的民族近代起源论造成的影响与后果 126
四、中国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129
第七章对“民族国家”概念的分析,以及民族存在的意义 135
一、民族的演化阶段 135
二、对民族国家的看法 137
三、西方民族国家观念造成的危害 138
四、民族存在的意义 139
第八章 对民族主义的分析 147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及分类 147
二、民族主义的起源 150
三、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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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什么要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
第一节、对一些观点的驳斥





有许多人听到谴责满清就怫然变色。

所谓“中国只有汉族能主政,其他民族不行吗?”;所谓“汉族历史上侵略别人,开疆裂土,杀的别的民族的人少吗”;所谓“我们要维护民族团结,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要搞民族主义,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

唾沫飞溅,掷地有声;唇齿奋扬,语重心长。

然而这些质问与教诲里,充斥着偷换概念和思维混乱!难道批判满清的黑暗统治,就是对少数民族不尊重?难道揭露满清的凶残屠杀,就是限制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的权力?难道鞭挞满清的疯狂压迫,就是剥夺少数民族的文化?难道从古到今汉族对本民族暴君批判鞭挞得还少么?难道现在还有人把一个民族同一个残暴黑暗恐怖的政权捆绑在一起,批判这个政权就成了对这个民族本身的批判,以至于这些人要如此道貌岸然,如此义愤填膺的质问“中国是汉族的中国么?”

中国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国家,但中国确实是汉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汉文化为最核心文化的国家,脱离了汉语,汉字,汉族历史,中国也根本不成其为中国!

那些质问“中国只有汉族能主政,其他民族不行吗?”的人,要害本质是给侵略兽行,民族迫害蒙上了一张“平等”的画皮,偷换概念而自鸣得意。

当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那么在自然的状态下,在没有大规模民族迫害,民族隔离,民族等级制度的情况下,无论采用的是选举制度,还是君主制度,这个国家的主政者当然是汉族为主体,这点难道很费解么?难道还会有疑问么?

而且所谓汉族为主体,并非意味着其他民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并非其他民族的成员就不能加入到国家政治中来。事实上从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的事实来看,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基本上都受到尊重,而不会被强行改变;参加科举考试,基本上也没有民族的限制;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也多采用民族自治;而且民族与民族之间也不是以用血统来人为强化隔阂界限区分,而是基本上采用自愿的文化认同。

如果是某些人神旺的让占人口少数乃至是绝对少数的一个民族以整体的姿态的爬到所谓主政的位置,统治者的位置,去压制比他们人口多百倍乃至千倍的民族,那么要建立和维持这样的极端畸形反常的状态,必然通过大规模的外来侵略才能实现,必然是经过对大量无辜平民的血腥杀戮,制造残酷的民族迫害,建立严格的民族等级制,民族隔离制,把民族血统化后才可能实现。这已经被蒙元和满清的统治所证实!

那些鼓吹所谓少数民族也可以主政的人,本质上是在为侵略,屠杀,疯狂的民族迫害,病态的民族隔离,以及近似纳粹种族主义的民族血统化张目,这样的人只能说是丧失了基本廉耻的败类!

许多人煞有介事的说“兄弟民族轮流坐庄”,以此来为蒙元和满清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为自己的公正豁达自鸣得意。然而,他们实际上展示的是自己的无耻和昏聩!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上亿同胞的性命,不过换取了他们一句廉价俏皮的“公正话”,不过是成了他们卑微渺小的心灵获得虚荣的工具。无数人的鲜血生命,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痛苦呻吟呼号,椎心泣血的惨痛,被掠夺,被屠杀,被践踏的悲哀,这些下贱无耻者仅仅用一个“轮流坐庄”就消解于无形了。他们大约是把无数鲜血淋漓的人头当成了赌桌上的筹码,把无数的血泪当成了消闲的茶水,把无数呻吟惨叫当成了悠扬音乐,能让他们悠闲自在看着轮流坐庄的把戏,自然可以兴奋满足。按照这类人的逻辑,以后中国面对任何外来侵略,不妨都投降为宜,成就他们“轮流坐庄”的宏愿!

有些人曾经试图拼命论证唐太宗有鲜卑血统,或者朱元璋是回人,以此来旁证满清统治者的合法性。其实这些人是枉费心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必说他们的论证本身就是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即便唐太宗,明太祖真如他们所说是鲜卑人或回人又怎么样,甚至他们是非洲黑人又怎么样?他们是如满清统治者那样,为了确立统治,对汉族进行疯狂的屠杀么?他们是强迫汉族改变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么?他们是自外于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成天在恐惧心理阴影下,制定种种限制打击主体民族的政策么?正因为他们不如此,所以他们被汉族当作自己人,也被大部分少数民族所拥护所认同,所以他们的朝代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朝代,也是汉族的正统朝代。正因为他们不如此,即便他们是非洲黑人,我们也应该热烈歌颂赞扬他们!

统治者个人的民族归属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不实行人为的民族隔离,民族迫害,不搞民族血统化,那么在汉族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获得大多数人衷心拥护的主政者主体当然是汉族的,这点本身恰恰是民族平等原则的体现,如果不如此,才是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

中国可以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中国,但中国绝不能是建立在对汉族大规模屠杀,对汉人极尽歧视压迫排挤提防之能事基础上的中国。中国可以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中国,但中国却必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国家。谁否认这个事实,不正视这个事实,谁就是在自欺欺人!



至于所谓“汉族历史侵略别人,开疆裂土,杀的别的民族的人少吗?”的论调,更显得无耻!且不说这种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就算退一步而言,所说的是事实,这种反问也是极端无耻。

世界上那些扎扎实实,侵略过别人,屠杀过别人的民族不在少数,近的有日本,俄罗斯,蒙古,远的有英国,法国,德国,乃至美国。不妨去问问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是否因为历史上侵略过别人,屠杀过别人,因此也不反对别人来侵略他们,屠杀他们?

再换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民族历史上侵略,屠杀过别人,所以他们对历史上曾经侵略屠杀他们的人不谴责,不鞭挞?对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不歌颂,对投敌助纣为虐的卖国贼叛徒不唾弃?答案不言而喻,该鞭挞的照样鞭挞,该歌颂的照样歌颂,该唾弃的照样唾弃!而且理直气壮!

如果以个人来作比方,一个人如果受到别人的欺凌迫害,他一定会感到愤怒,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他如果能够在愤怒之后反思自己以前是否也有过欺凌别人的行为,并进而严厉声讨谴责一切欺凌迫害人的行为,那就是高尚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受到欺凌迫害不但不愤怒,反而甘之若饴,以自己也曾经欺凌过别人来为别人欺凌他的行为辩护开解,那么这个人就是心理病态畸形,不可救药的奴才。

以此为比,回到民族问题上,现在那些为满清千方百计辩护开脱的汉人就是属于这最后一种病态畸形的奴才心理。

如果是正常人的反应,欺凌迫害人的行为会有所顾忌,按照高尚人的反应,欺凌迫害人的行为会收敛许多,若是按照心理病态的奴才的反应,则欺凌迫害的行为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了。

先应该有正常人的反应,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高尚人的境界。如果正常人的反应都作不到,就更不必奢谈其他了。

在自虐奴才充斥横行的情况下,应该先大声疾呼,让人们先达到正常人的程度再说。正常人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之前,空谈其他都等于胡扯。连离现在最近的本民族受侵略被征服奴役的历史,起码的愤怒谴责,严厉鞭挞这一最基本的正常民族应该有的底线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脸皮谈及其他?

一个人只有首先具备自爱的本能与感情,才真正有可能做到爱人。连自爱做不到,还谈什么别的?个人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

用高尚无私的招牌来掩盖要求别人成为自虐奴才的目的,用一视同仁的清规来铸造对迫害与欺凌的麻木,是一切恶行中最恶劣最卑鄙的恶行!

只有在对本民族受侵略受奴役受迫害的历史批判谴责得淋漓尽致,透彻无遗的时候,也才有资格,才有可能去真心诚意的反思反省本民族在历史上对其他民族压迫欺凌的行为。

那些说着“汉族历史侵略别人,开疆裂土,杀的别的民族的人少吗?”的人,其目的究竟是说汉族和其他民族侵略屠杀的行为一样都应该受到谴责呢,还是说既然都有过这样的行为,所以都不必谴责?如果他们的意图是前者,那么他们就和我们是志同道合者,不存在本质矛盾;而他们的意图恰恰是相反,那么就只能说他们是典型的奴才人格,典型自虐癖和虐待癖患者。

上述无耻论调还衍生出来一种试图为满清罪行开脱的观点,那就是把年代极其久远,已经无法清晰考证的历史事件扯来类比满清的侵略统治,这些类比本身都是不伦不类。而我的观点是,历史上因为年代久远,考证困难而算不清的帐可以不算,但算得清的帐必须要算,而且要算彻底,算透彻,该鞭挞的鞭挞,该批判的批判!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半点含糊不得。如果算不清的帐不算,算得清的帐也不算,那什么帐才算?按照某些为满清辩护者的无耻逻辑,是否以后遇到任何侵略,屠杀,都应该夹道欢迎才对,反正过后都可以胡乱类比一气,被轻描淡写,甚至完全颠倒黑白!



再回到历史事实的层面,所谓“汉族历史侵略别人,开疆裂土,杀的别的民族的人少吗?”,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周边游牧和狩猎民族觊觎汉族统治地区财富丰饶,不断进行侵略抢劫屠杀的历史。而他们的侵略活动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失败,侵略者偷鸡不着反蚀把米,汉族统治地区在反击侵略的过程中反而得以扩大;另一种结果是侵略成功,则这些野蛮民族本身因为羡慕汉族的文化,丢弃其固有的语言文字乃至习俗,成为汉族之组成部分,其结果还是汉族地区的扩大。前者如汉朝唐朝对匈奴突厥侵略的反击,后者如南北朝北方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北宋时期辽金等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汉族的所为很少可以非议。



并非是汉族历史上找不出半点对其他少数民族欺压的行为,应该承认确实有,但这样的行为只能说是少数现象,远非主流。而且无论中国古代的文人还是解放后新中国对此类行为一直是严厉抨击谴责,甚至都有些比例失调了。从历史来看,汉族一向的传统是不喜侵略杀伐,不喜凭借武力欺凌压迫弱小民族,这一方面由于汉族文明是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定居的生活,和平安定的生活本身对这种文明更为有利,而不象古代那些游牧狩猎民族以侵略屠杀抢劫作为家常便饭,所以对外的武力更多是被动自卫,而非侵略扩张。

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儒家思想所宣扬的观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里,汉族统治者如果用暴力去欺凌压迫其他弱小的少数民族,则本身就是丧失道德,缺乏仁义,削弱统治合法性的表现。

文明类型本身的需要和儒家观念影响结合起来,使得孔子所说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确实影响到统治者实际政策层面。

如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在《皇明祖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瓜哇、渤尼、……,基本上囊括了周边大部分弱小的民族、国家地区。再如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率领的舰队所具有的军事实力,要想在沿途所经地区进行如西方后来的殖民强盗那样的抢劫掠夺乃至屠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实际上郑和所经之处,无论当地民族多么弱小,郑和都是和平友好相待,从事贸易,馈赠礼物,传达善意。

即便是对那些历史上残杀压迫过汉人的民族,明朝的皇帝也往往以德抱怨,比如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带兵北伐时,即发布讨元檄文,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他还诫谕诸将士:‘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以上‘有不恭命,必罚无赦’。长期以来,元政府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列为最下的等级,实行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朱元璋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逆用元朝的政策,而是对蒙古、色目人一视同仁,‘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1]



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喜欢武力,喜欢侵略扩张的皇帝,历来在史书上都得不到好评,被丑化抨击,被说成是“穷兵黩武”的暴君,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等,一直是被历代文人当成最典型的反面人物来列举。即便是汉武帝这样基本上是属于自卫反击而连年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皇帝,在历代文人史官那里也非议不断,毁谤连绵。

再以对待国内的少数民族来说,只要不叛乱,不搞分裂独立活动,汉族中央政府基本上是给予很大宽厚优待的。如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给他们民族自治的权利,让他们本民族的首领土司管理当地,而不设立流官。对民族风俗民族习惯以及信仰也都给予尊重保护,而不强行干涉改变。真正大规模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实行“改土归流”,恰恰是残暴的满清统治下,而非明朝。

如果说因为某些少数民族从事叛乱或抢劫活动,而派军队镇压,那实际上汉族人造反或抢劫,政府照样会派军队镇压。而实际上即便是镇压一些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抢劫活动,官方照样是非常注意不蔓延及无辜的。比如曾经在明代正德和嘉靖年间担任官职的王廷相的文集内有这么一则史料很能说明问题
 《讨芒部禁杀胁从投降》:“不许官军擅杀,以图功赏,违者就将手下官军,处以死罪。如此,庶夷人易服,首恶易得。其土汉官军,只许在于镇雄府地方搜缉擒捕,不许辄到乌撒,乌蒙、水西、临仓等处,扰害无辜,致生祸端。其乌撒乌蒙等府,本院别有指授。如违,以军法重治,决不轻恕”[2]

可见即便单纯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说,以所谓的“汉族历史侵略别人,开疆裂土,杀的别的民族的人少吗?”为借口理由来转移对满清侵略屠杀,以及黑暗统治的严厉谴责也是无耻至极。


[1]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1期
[2]《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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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理论上分析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危害



历史和现实息息相关,历史不是死掉的人与事的集合,而是活着的人和事的映射。以现在为原点,历史和未来是对称的,不正视历史就谈不上正确面对未来。对个人来说,一个健忘症患者不过是痴呆的废物,对民族和国家来说,健忘只能是自取灭亡。不正视民族国家兴亡的历史,文明盛衰的历史,就无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无以扫荡奴性,无以澄清国民的气质,无以分辨文化的糟粕与精华。

许多人之所以找出种种理由来为满清辩护开脱,其根源不在于这些理由本身,而在于长期教育的灌输,以及奴性的积淀导致他们始终无法深刻认识到外来侵略对文明发展的危害,民族压迫,民族奴役对文明发展的危害!
一、教育与宣传的暧昧态度

现在的教育和主流舆论,对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两点: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失败的侵略否定,成功的侵略肯定。

所谓“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在笼统的谈到侵略和民族压迫,教科书也好,各种官方媒体也好,那当然都是否定的。但是对侵略和民族压迫造成的严重危害,从来没有给出深入具体的分析,也就是没有给出任何让人信服的理由,似乎反对侵略,反对民族压迫仅仅是一种感情的需要,仅仅是单纯的道德要求,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如此一来,对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否定本身就被架空了,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虚浮的基础之上。而相反,一到具体分析历史上的侵略,和民族压迫的行径的时候,则多方粉饰美化,甚至罗列大量合理性,乃至有益性、进步性;而对侵略的受害者一方多方丑化污蔑,大有咎由自取,纯属活该之意,甚至宣扬所谓“**不亡就没有天理”之类无耻至极的论调。这就是所谓抽象否定,具体肯定。这在官方媒体和主流舆论评价蒙元,满清统治时候的温情脉脉,对明朝的肆意丑化中表现得很突出。

而后一点就更彰明昭著了。对成功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不仅仅是肯定,而是近于眉飞色舞、歌功颂德、眷眷无穷。对蒙元的侵略,对满清的侵略的歌颂,我们见得并不少。对其统治的美化更成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对失败的侵略,或者没有完全成功的侵略,相对来说谴责批判反而更多一些,反而更站在被侵略的一方面,比如匈奴对汉朝的侵略,突厥对唐朝的侵略,金对宋的侵略,日本对华的侵略。

仅仅从这以上两点来说,长期的教育和宣传里充斥着的那股腐臭扑鼻的奴性,那种向胜利者献媚的势利谄谀之态就已经令人作呕了。

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宣传,大部分人想不成为奴才小人都困难。
二、为什么一些人回避侵略危害对文明的影响

事实上,一个民族反抗侵略,不仅是感情的需要,也符合理智的判断;不仅只对这个民族有意义,也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关联。侵略的屠夫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投靠外敌的汉奸应该受到彻底唾弃,坚决反抗的烈士应该受到热烈的歌颂,只有做到这基本的几点之后才能谈及其他!这不仅是某些人想像的狭隘民族感情作用下一时的褒贬,也是最冷静最清醒思考后深刻的判断。

观之世界历史:巴比伦遭亚述、波斯蹂躏,两河文明长久消沉,古埃及受马其顿、罗马侵略,北非文明归于沉寂。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西欧陷入千年黑暗。拜占廷(东罗马帝国)被十字军蹂躏,被奥斯曼土耳其践踏,东正教区遂成落后;阿拉伯被蒙古扫荡,沦于狭隘保守;印度受阿拉伯之占领,受蒙古-突厥族后裔之奴役,受英国之殖民,虽获独立,至今孱弱。

民族一旦被侵略征服,则脊梁折、元气败、人性畸、廉耻丧、活力失、烈士填壑、懦夫充世、冠履倒置、芳华践地、志士抑郁,下贱高张、民人麻木、瞒骗盛行,文化扭曲、心理变异、黑白颠倒,美丑混淆、以禽兽为圣人,以屠夫为英雄,以奴才为美谈,以侵略杀戮为统一壮举,以民如猪狗为安居乐业,以凋敝已极为经济繁荣,以率兽食人为盛世辉煌,以百年文字狱为无伤大雅,以割裂抽毁书籍无数为保全文化,……。于是政治变革、民智开发无从谈起;科学进步、社会发展,更成梦呓。于是文明停滞倒退,可想而知。于是或因受欺凌而病态自尊,狭隘保守,盲目自大,沉湎宣扬旧日光荣以为精神胜利;或因奴性而疯狂自虐,自暴自弃,自卑自贱,羞辱唾弃民族文化以为透彻反省。轻者,种种后遗症难消难解,沦为其他文明之附庸;重者从此沦没,族类消亡。

一次被侵略被奴役,或有翻盘机会,如亚述之后的巴比伦,蒙元之后的明朝,若是两次,三次,接二连三,则恐怕就永远沉沦了。西方用了一千年才走出古罗马灭亡的黑暗,重新进入先进行列,其他曾经遭受轮番侵略的地区呢?是否也打算用一千年?

有少数历史学家已经隐约注意到外族侵略对一个地区文明发展,以及世界文明消长的关系,如马克.布罗赫在他的名著《封建社会》的第一编《环境:最后的诸次入侵》中说:

“外部游牧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此后的世界几乎只有西欧不受干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对西欧的边境有些触动而已。西欧本身的冲突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舞台内,这意味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更为规则,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袭击而中断。对比一下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即便是距离家门口最近的东欧直到近代仍然遭到平原诸民族和土耳其铁蹄的蹂躏。让我们自问,如果没有波罗夫齐人和蒙古人,罗斯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

“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在该此最深刻和最确切的意义上,确实不无道理。这种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我们和日本人享有的特权,其他民族几乎不曾具有”

应该说他在此问题上的洞察力是很切中要害,这比那些把文明消长归因于不同文明先天优劣的宿命论要深刻得多。然而更多人研究历史,往往自动忽略了外来侵略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将文明兴衰的原因千万百计的归结为其他,这种心理本身值得深思。

对一些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其所属的民族在近代乃至现代本身就不断从事征服活动,潜意识就回避侵略对文明发展有什么实质性危害的问题;同时也是便于把西方近代的崛起更多的说成是自身文明固有的优越性。

而对那些东方学者来说,可能经过了几百年奴役统治下的潜移默化,奴性难以根除,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试图开脱侵略者的责任,用一种病态的自责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和快感。

三、四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社会的四个特点

应该彻底打破那种回避掩盖侵略危害的陈言滥调了!如前所说,侵略和民族压迫尤其是少数民族对多数压迫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侵略成功的结果往往是民族压迫的长期化,而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压迫统治又必然是通过侵略屠杀才可能实现。侵略,尤其是成功的侵略,除了暴力征服带来大量物质财富和人口的损失之外,最关键,最本质的一个后果就是带来不同形式的民族压迫。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在被侵略地区形成一个建立于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基础之上的统治。所以分析侵略的危害,本质上也就是要分析民族压迫的危害。
许多人对民族压迫的谴责可能仅仅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层面,而对其危害缺少更为具体的认识,缺乏更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也导致了许多人低估了民族压迫对文明发展的危害,乃至在分析历史上各个文明兴衰演变的过程中,把这一因素完全排除在考虑范围内,这是很大的盲点。
为了便于具体分析, 不妨划分四种类型的民族压迫统治:1、落后的少数民族压迫先进的多数民族的统治;2、先进的少数民族压迫落后的多数民族的统治;3、落后的多数民族压迫先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4、先进的多数民族压迫落后少数民族的统治。这里的次序也表示了我对不同类型的民族压迫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大小的排名。
从这个排名也可以看出我的观点,凡建立在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基础之上的统治,无论这少数民族本身先进与否,其对文明发展带来的危害程度都是相当巨大的。
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之上的社会,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第二、统治暴力的界限性,第三、奴性的背景化(空气化),第四、意识焦点的偏移化。
1、社会结构的封闭性
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压迫,比如阶级,文化水平,职业等等,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本质上都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比如阶级本质上是经济地位共同体,而在任何社会中,不同阶级内成员的流动转换是不可避免的,原先的富人可能沦落为穷人,原先的穷人也有可能变成富人,至于文化变迁,职业变迁,就更不必多说。即便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性别歧视,性别压迫,本质上也因为包容在最密切的家庭亲属关系内,建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性流动性,而不可能出现全体男性都是高人一等,全体女性都低人一等的情形。由于这种特殊的开放性流动性,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在男权社会里出现一个女性地位高于所有男性的情形。
唯独建立在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基础之上的压迫,形成的社会结构是完全封闭性的,由于少数民族压迫必然伴随着民族血统化的观念,导致民族身份完全由主观认定血缘关系来决定(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出身是什么民族就是什么民族,无法凭借任何个人自身的因素改变。而民族出身又决定了政治地位和个人权利的上限与下限,社会结构完全被血缘关系封闭起来。整个社会难以形成真正的上下对流运动,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都由于社会缺少本质的活力而无法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只能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徘徊。
2、统治暴力的界限性。
按照表面上理解,统治暴力有一定的界限,应该是好事,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大部分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的社会里,统治者使用暴力是有顾虑的,任何人可以成为笼络的对象,任何人也可以成为反对自己的敌人,因为对同民族的人来说,别人并不知道你使用的暴力界限在那里,如果你无限度使用暴力,今天杀这些人,明天杀那些人,那谁知道后天会不会杀到自己头上?滥用暴力的结果往往是人人自危,众叛亲离,统治难以长久维持。所以在非民族压迫的社会里,正因为暴力的施加没有天然的界限,所以统治者使用暴力必须更谨慎,更节制,必须更耐心听取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声音,否则他的统治难以长久维持,因为他是一个人对抗所有人。以历史为例,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的高压统治之难以持久,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而在民族压迫的社会里,也即被统治者大部分属于另外的民族,那么民族就成了使用暴力的天然界限。在界限以内的,也就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不但尽量不用暴力,反而千方百计用各种物质的,精神上的好处笼络优待,而在界限以外的,也就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的,则肆无忌惮用暴力摧残压迫,乃至肉体上的大规模灭绝,都无所顾虑,因为他赖以统治的基础就是他的同族,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作为统治的最坚定的后盾,再加上军队掌握在手里,暴力使用的越是彻底,越是残酷,统治就是越是稳固,而根本不必担心有人人自危,众叛亲离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民族屠杀种族屠杀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屠杀都更值得加倍严厉的谴责,因为其产生的危险更大,制约的力量更薄弱。民族压迫导致的暴力界限化,其结果就是在界限以外的对象,也就是一个国家最多数的人口遭受的是无限度专制、无限度暴行。
以事实为例,假如说在同民族内发生的战争,要么是杀人更少,更得人心的一方能获得最终胜利,要么是即便建立统治也无法维持长久。比如秦朝统一天下,因为统治过于严苛,二世而亡;而秦末的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是严明军纪,不滥杀戮,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对秦宗室后代也宽容的刘邦获胜,而滥杀无辜的项羽最后失败;隋末群雄混战,最后是李世民一方胜利,除了军事谋略才能的因素,也和李世民重视百姓疾苦,收买人心有关;宋朝的建立,也是赵匡胤不滥杀人,能得人拥护支持;而元末,各方势力,朱元璋的部队正是其中最强调军纪,最三令五申不得滥杀无辜,不得屠城的一方。
而到了外族侵略征服的时候,这个所谓得民心与否的定律完全被打破,那些入侵的少数民族,他们需要的民心仅仅是本族的坚定支持,而对于被他们侵略征服的民族,则仅仅是需要用最大限度暴力来压服的对象,屠杀越疯狂,则威慑的效果越好,成功的可能越大。
以蒙古的侵略征服为例,基本上是如蝗虫一样,经过一地,屠杀一地,以在中国的屠杀而言。根据《中国人口通史》的记载,“蒙古灭金,耗损人口3000万,太宗八年(1236)口110万户,比金730多万户,减损85%”灭南宋时收敛了一下,但也“耗损人口2000万左右”[1]
以蒙古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屠杀而论,仅仅在当时阿拉伯文明的中心巴格达一城就屠杀八十万人以上。
此外如满清为建立统治而进行的屠杀丝毫不逊色于蒙古,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江阴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几乎是军队进行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事实上,少数民族侵略所带来的对多数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无限度暴行,并非仅仅限于征服之初,而是贯穿始终,这有满清统治的事实为例。康熙平定三藩时清军对平民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乾隆对新疆准格尔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晚清时期,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镇压回族人民起义,所进行的大屠杀,都是证明。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
而在一个国家多数人口遭受无限度专制和无限度暴行的情况下,新的思想难以出现,就算出现了也难以传播,长达百年的恐怖文字狱足以让人噤若寒蝉,异端的思想难以出卧房半步,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途径被彻底切断。新的社会力量也难以产生,就算产生了,也难以凝聚壮大。如此,处于民族压迫下的社会,其文明发展当然会限于停滞倒退。
3、奴性的背景化,也可以说奴性的空气化。
由侵略所造成的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压迫本身就如同做了一个大筛子,大部分有骨气,有血性,宁折不弯,品格高洁的人都在反抗中死于屠刀下,而活下来的则大多是苟且偷生,懦弱怕死,胆怯委琐的,麻木浑噩的。
当民族压迫作为一个大背景,一个既成事实而存在,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在暴力威胁下屈服,低头,默认自己是二等公民的屈辱事实。在暴力胁迫下扭曲自己的意志,隐瞒自己的观点,成为无时无刻不需要面对的现实;欺软怕硬成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最自然的行为准则。
就象人要生存必须呼吸空气一样,在民族压迫的社会里,奴性也成了生活所必须的东西。无耻、卑劣、势利、猥琐、冷酷,擅长奉承迎合,更能卑躬屈膝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如鱼得水,活得更快乐,能爬到更高的位置上。
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的品格都必然产生退化。形成被压迫民族特有的国民性。
英人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有一些话相当深刻的说明了民族压迫的统治对国民性的危害
“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Lindley所说的话足够说明问题。作为对比,在非民族压迫的时期,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人格尊严,即便面临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在明朝,铮铮铁骨,在权力面前不低下头颅,不改变意志者层出不穷,代有其人,批评抨击皇帝可以成为风潮,辱骂丑化皇帝可以成为时髦。内阁大臣可以屡次封驳皇帝的旨意,文官可以动辄以辞职为要挟,手工业者可以罢工游行,商人可以罢市抗议,城市平民可以群集殴打皇帝使者,生员秀才可以联合起来驱赶地方官员。这些在明代司空见惯的景象,到了民族压迫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一切都谈不上,不然轻者当事人斩首凌迟,重则株连屠城。
孔子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士可杀不可辱”;
孟子所谓“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荀子所谓“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朱熹直斥汉高帝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王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吕坤说“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这些在非民族压迫时期,历代相传,绵延不息的傲气、豪气、刚气、锐气、骨气,人格独立精神,不为权势所屈的精神,在民族压迫时期,只能荡然无存,只剩下谄媚效忠的奴气。有一个事实可以做对比,满清统治下,焦循在他写的《雕菰楼集》卷十“理说”中,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了这样的批评:“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在奴性背景化,空气化的时代,社会的进步当然也谈不上!
4、意识焦点的偏移化。
所谓意识焦点的偏移,从统治者的层面来说,以一个少数民族去统治人口多数的民族,这个事实本身就占据了其注意力的大部分,足以让他们感觉危如累卵,战战兢兢。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多数民族力量强大了,头脑聪明了,团结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意识焦点必然集中在提防限制分化主体民族之上。于是在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的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活力和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是构成最直接的对立。社会的进步,比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人民精神的健全化都对民族压迫之继续维持构成直接的威胁。
还是引一段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话“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都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无人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而在非民族压迫的情况里,统治者的意识焦点更多的只是尽量保持自己的地位和享乐或者一部分权力就够了,和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之间并不构成最直接的对立,近代一些国家如日本,德国的变革进步,也证明了这一点,明代中国展现的非凡活力和进步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即便有时候会形成一定的冲突,但统治者内部也难以一致协调,不能形成对进步真正强大的阻碍。
而从普通人民的层面来说,那些本来就消极充满惰性的人,在民族压迫的条件下,因为形成了奴性的习惯,其意识焦点只会在放在如何驯顺的充当异族统治者的奴才仆从,甚至把这种被奴役的状态,视为理所应当,天经地义,如果不让他们受到奴役,他们反而觉得不舒服,不自在,这些人自然难以成为推动进步的力量。
而对那些社会中比较积极活跃,感觉敏锐,倾向于进步的人来说,在民族压迫的现实没有改变的情况,占据他们最大注意力的是如何推翻民族压迫的现状,如何把异族统治者驱赶下台。在这个意识焦点下,分配给对社会更深层次进步的关注,对科学进步的关注必然会弱化减少。
综合以上所说的这些,一个社会的进步是由人实现的,但民族压迫的事实使的社会中所有人的意识焦点都偏离本来正常的轨道,也是导致文明进步放慢乃至停滞倒退的重要因素。



[1]路遇, 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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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2 22:19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为什么少数民族迫害多数民族危害格外巨大

以上四个特点,应该可以充分说明民族压迫对文明发展的危害。在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的情况下,民族压迫型社会的这个四个特点表现的最全面,最充分,最淋漓尽致,危害施加的范围也最广。

如前所说,自然条件下,无论实行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在某个地区人口占有绝大多数的民族在政治权力上也很自然占有主导地位,这是容易理解的。从形成的根源来说,只有当受到外来暴力侵略征服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的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本身就伴随着侵略,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损失和人口的大量死亡,也即文明的大规模破坏。

从这种统治稳定后的情况来说,这个国家中的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成为民族压迫的受害者,这时候民族压迫成为一个社会无可回避的最中心的主题,其危害性发挥的范围被推到了最大程度。

这种统治格局本身就是通过侵略,暴力征服所形成,那么统治者势必在心理上就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的成员看成是潜在的敌人,潜在反叛者来对待,来提防,来恐惧。再加上以少数压迫多数,必然有不稳定感,不安全感,恐惧感。为了缓解这种恐惧感,统治者必然推行更严厉,更残暴,更苛酷的压迫,以确保他们的统治能继续维持下去。同时也必然以血缘关系强化民族间的界限和隔阂,以确保他们统治的基础不动摇,他们作为征服者后代优越的地位不改变。也即不仅从广度来说,从强度来说,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时危害度也更大。满清统治下,疯狂地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民族隔离,种种倒行逆施就是很好的例子。

相反,当多数民族居于政治主导地位的时候,由于本身就是自然形成的局面,所以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民族关系都不会有太刻意,太敏感的考虑。以中国历史为例,在汉族统治的王朝内,基本上对少数民族实行宽容优惠的政策。这在一开始就提到过,这里不妨更详细说一下,

比如明太祖对待曾经对欺凌屠杀汉人无数的蒙古人是怎么做的?“尊重蒙古的风俗习惯,妥善安置蒙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早在洪武元年十月颁发的诏令中,朱元璋就曾申明:‘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人民,向因兵革,连年供给,久困弊政。自归附之后,并仰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擎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后来,他又宣布所有元朝遗民‘皆吾赤子’,对他们要实行‘一从本俗,伸遂其性’的政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当中书省提出‘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的主张时,他即作了解释:‘凡治胡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才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擎牧,彼得就其生,自然安’”“根据这一政策,明政府对归附的:蒙古部众,一般都把他们安置在水草肥美之地,使复旧业,从事游牧,并常加存恤。在婚姻方面,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汉人通婚,但务要两相情愿,如汉人不愿,则许从同族自相嫁娶”[1]

明太祖对其他少数民族也极尽宽仁之能事,“贵州府知府贾绍祖及所属州县官十七人,‘先后坐视民饥,不即上闻,皆左迁之’。朱元璋还特地叮嘱巡视西南的监察官吏:‘须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如有奸贪强暴虐良善者,尔等就逮其人鞠问审决,然后以闻。若俟闻而后决,道里辽远,往复不无淹滞。’”“根据‘务从宽减’的原则,洪武年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都订得较低,遇有自然灾害或战乱,则悉行蠲免。而且,这些地区的赋税,一般都让交纳当地的土产,以减轻人民的负担。”[2]

更具体的不妨以女真人在明朝时期受到的待遇为例。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后金及满清统治阶层核心的建州女真,其祖宗本就是受到明朝的庇护收留,才得以在中国东北境内居留繁衍。

孟森在其《清史讲义》中对这一节已经考证的相当清楚“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即清肇祖)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董仓,求避入辽边,明允之。其人既久居边内,久之乃占为己地,明让之,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至今日始大发明,而以余发明最多,可云前无古人者也。”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邮可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记载者,恰于明开国时相次”

“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直至(清)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尤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为之纠摘”

也就是孟森通过考证澄清了如下的事实。满清的祖先,本来是“臣附于高丽”,居住在朝鲜的,但后来遭到兀狄哈的迫害,于是求当时明朝中国收留他们,明朝仁慈好心的把辽东让给他们居住,于是他们“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也就难怪孟森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

而明朝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只要居住在东北的女真各部能够不从事侵略杀戮,能够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就尽量为他们提供保护,维护他们的利益,给予他们经济上种种优惠好处。

朱诚如在《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文中提供了许多事实可供佐证。

比如“朝鲜与女真近邻,时常发生纠葛。1460年(天顺四年),朝鲜杀死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即《李朝实录》之浪孛儿哈),明廷即严辞斥责朝鲜国王‘王之依法置罪,止可行于王国。今以王国之法,罪邻境之人,得乎?浪孛儿哈为都督佥事,是朝廷所授之职,虽称谋构边患,然亦未见形迹,而遽然杀之,是王自启恤端’,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尊严。一六○九(万历三十七年)努尔哈赤上奏明廷说‘邻朝鲜境斡儿哈部众,皆吾所属,有入朝鲜者,乞传谕查与’,万历皇帝遣使者去朝鲜国,‘查千余户与之’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统一。总之,明王朝在对外事务中基本上是维护女真人的民族利益的。”

明朝不仅在女真人与邻国朝鲜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护其利益,而且在其发生自然灾害饥荒的时候,也尽量给予赈济“1412年(永乐十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娠之,毋令失所’;1444年(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二百二十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娠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一量拨粮米接济’,1412年(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娠之’;1440年(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住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努儿哈赤另立旗号的1617年(明万历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娠济,据朝鲜人估计当时明廷‘借给之物,想必浩大’。”[3]

根据这段叙述,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45年还用浩大物资赈济努儿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还把他们当自己人,也真可谓仁至义尽到了极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奴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宣布所谓七大恨,进行正式分裂活动,赤裸裸的推行其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农夫与狼的故事,可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此外对于民族纠纷,明廷也总是力求公正,化解纷争,这里限于篇幅只摘引其中一个就足够说明问题了,“1579年(万历七年),宽奠参将徐国辅弟徐国臣等人压价收购女真人的人参,致起纠纷,徐国臣等仗势殴打女真人。事情发生后,明廷责成地方官吏‘按国辅如法’予以惩治,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而在经济上,明政府也通过设立关市贸易给女真生活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生活用的器具和生产工具,并且用政策法令来规定贸易的公正性,防止随意侵害女真人的利益。

“辽东的关市贸易,由明廷派员管理,征收市税,并一再明令贸易双方‘各夷将马匹物资,赴官验放,人市交易。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侮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产’。以此来维持当时边关的正当贸易。明廷于永乐、宣德年间,令工部及山东布政司,造运青、红、兰、绿布,以及绢、粉丝于广宁等库收藏(贮),作为‘市易马驼及赏赐野人’。……据一四四七年(正统十二年)统计‘仓库贮金、帛货物不下九百余万’这说明明廷对于开设关市维护正当的民族间的贸易是十分重视的。”

明政府还通过对朝贡的赏赐,给包括女真在内的这些少数民族以更多经济上额外的优惠。本来类似女真聚集地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明朝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受中央的管辖,也应该上缴赋税,尽到对中央财政的义务,而朝贡就是这种义务的体现。但实际上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特殊照顾,反而用赏赐的方式,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变相免除,并且额外给了他们更多经济上的补助。

“‘朝贡’本来是明廷和女真人之间政治上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现,即以‘朝贡’形式向明廷缴纳贡赋,以尽赋税义务。由于明廷对于来朝贡的女真人赏赐十分优厚,往往超过贡品价值的数倍,甚至十数倍。此外,还允许朝贡者携带部分土特产在京师出售。这样一来,女真人就以此当作获取利益的机会。因此,除特殊情况而外,女真人均能‘以时朝贡’,而且人贡人数往往大大超过明廷规定的限额。万历年间工科给事中王元斡说‘是时建州、海西诸夷一闯人关,至于千五百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就曾先后七次去北京朝贡。有时一个卫分派出去的朝贡使臣尚未返回,第二批又启程出发,更‘有回至中途复来者’,所以辽东各接待女真朝贡者的驿站、会馆,常常人满为患,只好寄宿汉人家中。”

“除了赏赐物品外,女真人购买了大批的汉区物资。一六一二年(万历四十年)礼部主事高继元说,女真人‘借贡兴贩,显以规利’,返回时‘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井且往往‘悠买违禁货物(指铁制兵器等物),迁延旬月不回’,致使明廷每每‘宴赏、程廪、车马之数,费以数万。’明人沈德符说:‘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当)、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挞靶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足见女真人返回时从汉区购买物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此外明朝政府是否不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顾诚在《南明史》曾经针对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愤怒指出“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这已经足够证明明朝对女真人的服装发型的民族习惯是完全不干涉的态度。



一些人经常宣扬的所谓明朝对女真残酷压迫和剥削,以为后金的暴乱以及凶残开脱,完全是昧着良心的无耻之论! 后金统治集团如同豺狼禽兽一般,忘恩负义,毫无心肝,难道现在的一些史学家也同样没有心肝,如果在他们嘴里,明朝给女真人提供庇护,让其免受朝鲜的迫害;当他们发生灾荒时,积极提供物资进行赈济;为他们排解纠纷,让他们各部落之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尽量和平相处;为他们提供贸易上的方便,甚至通过朝贡赏赐的方式给予经济上巨额资助;同时也不干涉他们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强行同化他们,这些叫做残酷压迫剥削;而后金与满清统治集团疯狂的民族屠杀,民族迫害政策反而被他们说成是所谓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的话。那么这些历史学家骨子里鼓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黑白是非原来真可以颠倒到这样无耻的程度![4] (后金所谓七大恨荒谬无耻的分析详见附录)

以上所举女真人在明朝受到待遇表明,在多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由于格局本是自然形成,再加上多数民族因为自己是多数,本就具有自信,宽舒,从容的心态,所以对民族问题,不会象满清蒙元时期那样刻意强调,乃至神经质的敏感。当然严格说来,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这和汉族本身的优良历史传统也有密切关系,否则即便同样是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上也很难找到象明朝中国这样对少数民族给予如此优厚待遇的的例子。而且就西方的传统来说,多数民族迫害少数民族也不乏其例。

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的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先进的少数民族压迫落后的多数民族,另一种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压迫先进的多数民族。

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民族之间确实有先进落后之分,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科技程度,这些都是表明先进或落后的标准。有的民族已经有浩如烟海,汪洋恣肆的各种类型文学作品、思想典籍、学术论著,而有的民族可能连文字都没有产生;有的民族已经城郭遍地,肥田万顷,锦绣无边;有的民族可能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阶段。

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无论是先进的少数民族,还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只要是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其对文明发展的危害性特别巨大。先进的少数民族,固然可以给落后的多数民族暂时带来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文化,甚至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说,其造成的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社会的四个基本特点不会消除,只要这四个特点不消除,那么这个社会就算静态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其内在的惰性,奴性却会大大增强,其内在演变进化的动力机制会大大减弱,最后的结果仍旧是文明在该地区的停滞,甚至倒退,还有该地区独特类型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彻底丧失,破坏整个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破坏世界文化类型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比如饱受各个少数民族轮番侵略压迫的印度,它被英国殖民统治了百多年的时间,但并没有因为英国相对先进,而因此跻身于先进国家,相反,仍旧属于落后之类,即便英国被赶走,获得独立后,发展也不如人意。至于非洲那大大小小饱受白人殖民统治的国家民族就更不必多说,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大部分也丧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丧失自己文化进一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而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

当然,你可以说,非洲这些地方本来就落后,就算没有白人殖民统治也落后,又怎么能认为他们现在的落后就使白人殖民统治的结果呢?但我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外来殖民统治,这些当地的土著在与外界和平交流,自主发展的情况下,会远比被侵略,被压迫奴役,被殖民统治后的结果好得多。日本是少数几个没有受过外来侵略干扰,基本保持自己独立发展的民族和地区之一,其迅速崛起,这也可以作为对照。所谓,革命不能输出,也是这个道理。再先进的制度,再好的思想,归根结底,也是需要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在经过对外的充分接触交流,在自身内部的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较量后,自己来决出胜负,自己来做出选择。否则即便一时成功的把某个制度,某种安排强加于这个民族上,那最后也是不会有什么理想的效果。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那么先进的少数民族之压迫相对来说危害更轻一些,而落后的少数民族压迫的危害要更大。一方面固然是前者能直接带来一些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后者不能,甚至反而带来更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前者因为先进,所以相对自信一些,从而也相对宽和从容一些,而后者因为落后,则不仅因为本身人数少而敏感恐惧,而且因为自己以落后来统治先进,更加重病态的自卑感,这种双重自卑、双重铭感必然导致统治的措施会加倍残暴苛刻严密,从而对文明发展的危害更大。

强调以上这些并非是说多数民族压迫少数民族就没有危害,恰恰相反,同样有危害。尽管这种危害比起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危害轻,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出现,必须坚决谴责,严厉批判,决不宽贷,否则会毒化整个社会的气氛。有些个别极端的情况,其危害完全可能和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一样严重,这点在西方文明表现的尤其突出。西方一直有迫害少数民族比如迫害犹太人,迫害印第安人,迫害黑人的传统,这本身也是西方人野蛮性没有完全脱除的表现。当迫害少数民族而煽动起来狂热情绪蔓延全国的时候,其危害烈度广度,已经和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不相上下了,民族压迫型社会的四大特点,也同样会表现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这是不必多说的。


[1] 陈梧桐 《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2年 01期

[2] 陈梧桐 《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2年 01期

[3] 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 03期

[4] 为了更完整更充分说明问题,应该分析一下奴尔哈赤反明时期提出的所谓七大恨是怎么回事,但出于文章结构的考虑,放在此处分析显得过于烦琐,因此把对七大恨的分析放在附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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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2 22:20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为何落后少数民族有机会征服先进的多数民族

这里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值得特别辨析一下,那就是先进的少数民族凭借自己科技经济的先进发达,侵略并打败落后的多数民族,建立统治,还可以理解;那落后的少数民族又怎么可能打败比它先进的多数民族,建立起统治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按照有些人的见解,谁打败谁,谁的武力更强大,谁就应该更先进。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解说。

首先,所谓文明的先进,根本的方面是,文化上的先进,科技上的先进,以及经济上的发达。但在前机器工业化时代,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总是能最直接的体现到军事力量上。尤其游牧民族,狩猎民族,虽然文明发展水平落后,可能文字都没有产生,所谓科技全是从周边先进民族那里直接拿来用,谈不上自己的发明创造,经济也极端落后,但是他们相对于习惯和平生活的工商业民族如汉族来说,却在军事上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常年保持全民皆兵的社会组织结构,并且骑射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机动性上,在军事技能的娴熟掌握上,是汉族经过专业训练的军队都未必能及得上的,更不必说仓促武装起来的平民了。

当然,先进的文明也可以用自己发达的经济,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更好的军事指挥谋略,更先进的兵器来弥补战斗力的劣势。而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即便在军事力量上,汉族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保持对周边落后民族的领先,只有少数时间在保持弱势,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唐的历史来看是如此,到宋朝的武力相对弱一些,但到明朝,又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绝对优势,只是在明朝末年,才又衰弱。

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即便先进民族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保持对那些游牧狩猎民族的军事优势也无济于事,只要在百分之十的时间里,军事力量衰弱混乱,结果就会不堪设想,周边游牧民族狩猎民族就会乘虚而入,发动大规模侵略,建立起落后的少数民族压迫先进多数民族的统治。

尤其对汉族这样的民族来说,在自己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只是尽量维持和平,不会对那些比自己弱小的野蛮民族驱赶乃至强迫同化(汉朝还有部分趋赶同化的现象,明朝则就连这都没有),这种优势也很难转化成什么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而一旦处于军事劣势,却不得不面对实实在在被侵略被压迫被屠杀的恶果。这种结果上的不同,也使得尽管在历史上,汉族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更多,但一般人的注意力却更集中在汉族军力衰弱,被周边野蛮民族侵略压迫的阶段,形成错觉。

更进一步说,一个文明总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总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从始至终始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整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更灿烂的时期。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做类比,那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比如虫子化蛹成蝶的时候正是它最无力最脆弱的时候,蛇蜕皮的时候也是如此,妇女怀孕的时候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产生向更高阶段社会进化的萌芽,并且萌芽生长处于突破性关键的时候,正是社会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这个时候也正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动侵略,并建立起对先进的多数民族统治的高危时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被侵略被屠杀被奴役统治,本身对文明的破坏当然也更大。

如果因为一个民族的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虚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破口大骂,鄙夷不屑,嘲笑唾弃。甚至把经历这种虚弱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的低劣的证据,乃至黑白颠倒,是非错乱,指先进为落后,指落后为进步,为侵略辩护,为屠杀开脱,为压迫粉饰,那只能说是极端无知极端愚昧的做法。遗憾的是,现在正是由许多人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的中国文明,明朝的中国文明大加挞伐。而对蒙古,满清的侵略大唱颂歌。

按照以上所说的观点,审视中国历史上两个少数民族侵略并统治的时期,蒙元和满清,自然能有一个更为正确的判断。显然,这两个时期都打断了中国文明正常的进程,都给中国文明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尤其是满清统治造成的恶劣后果,到现在的中国也还没有完全肃清。

  从一些事实也可以看出以上观点的正确性,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各种新的技术,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乃至在理论上科学活动的重视与提倡,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文化,经济活动的繁盛,更是众所公认的。蒙古的侵略屠杀打断了文明发展正常的进程,仅仅是人口的大量屠杀就给文明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幸好明代及时而起,赶走侵略者,但侵略恶果已经显现,宋代呈现的蓬勃发展的科技,在明代初期和中期很长时期内没有能延续性发展下去,直到了明代中晚期,中国文明才又一次恢复元气,科技、经济、文化、艺术又呈现火山爆发式样的发展势头,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鼎盛,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个关头又遇上满清的侵略和统治,文明的发展又一次次被硬生生打断终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权威学者席泽宗曾经高度评价晚明七十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的评价是历史空前“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将这段时期与满清统治时期,做了一个对比,“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1]
从席泽宗院士所做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足以说明问题。


[1] 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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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粉饰掩盖民族压迫历史的危害

上文中说一个民族如果三番两次被异族侵略所征服压迫,“轻则,沦为其他文明之附庸;重则从此沦没,族类消亡”。那么难道就没有救济挽回之道了么?

有的!那就是正视自己民族被侵略被征服的历史,以对历史的反思批判,对侵略者的严厉谴责,对汉奸彻底鄙视,对英雄的热烈歌颂,洗涤污秽,荡除奴性,挖掉脓疮,恢复脊梁,培植元气,这才能接续文明!

但是,我的感觉是现在的主流舆论对满清侵略统治给中国文明带来的巨大危害,灾难性的损失,远没有作出充分的估价,应有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轻描淡写,故意忽视漠视,避而不谈,或者故意避重就轻。对此的重视程度,关注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力度,甚至在许多地方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明遗民录》中说“灭人之国,坠人之枋,绝人之材,湮人之教,败人之纪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 ,诚为确论,不能正视历史,势必造成许多有害的结果,不妨列举论述如下



一、是非观的混乱,汉奸越趋众多的历史放大效应

评价历史,不是为了面向过去,正是为了面向未来。不能正确评价历史,就不可能在未来相似情形发生时有正确的应对。什么是应该被赞扬歌颂的,什么是值得唾弃和鄙视的,什么是应该憎恶仇恨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势必造成人心混乱。对于现在的社会而言,思想深刻的人是少数,能够凭借自己理智力量作出正确判断的人是少数。对大部分人来说,需要环境舆论给他们做一个引导。否则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值得效仿学习的榜样,什么是必须避免的行为。

回避明朝灭亡,满清侵略的历史,粉饰满清的统治,造成的结果是那些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被长期埋没被淡忘,那些侵略者,屠杀者被粉饰,被歌功颂德顶礼膜拜,那些投靠异族屠杀同胞的汉奸走狗被美化,被评功摆好。

这样的情形下,势必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这样的观念:侵略无罪、屠杀有理、投降英明、压迫不妨,反抗徒劳!而事实上,现在也确实有许多人在网络上,论坛上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满清为了建立统治,进行的屠杀是可以理解的,反倒是那些不肯合作的汉人,那些硬要反抗的汉人被杀是咎由自取。

这样的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其危害自不待言。倘若再遇外来侵略,相信争先恐后当汉奸者不在少数。有些人天真的以满清也是中国人为理由,但实际上,这种思维是难以站住脚根的。对明朝人来说,满清所代表就是另一种更野蛮的民族势力,原先虽然是在明朝政府管辖范围内,但其多次宣布独立,发动战争,侵占东北领土,已经表明其统治者和仆从自外于中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在这种他们自己都坚决否认和明朝汉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的情况下怎么能因为现在他们的一些后代加入中国国籍,就改变歪曲当时的历史呢?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服装发型,不同文字语言,以及完全对立的民族认同观念,如果这还不叫外来民族的侵略,那么就可以从词典里取消侵略这个单词了。

实际上,汪精卫,陈壁君,周作人,等汉奸之所以坚决认为自己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国(如陈壁君和周作人他们在被捕后,在解放后,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深处压根就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耻辱的,是错的),其百分之八九十的原因未尝不是以他们的汉奸前辈洪承畴、范文成、尚可喜,孔有德,施琅等为效法之榜样,既然这些明末的汉奸成为了所谓开清功臣,他们的作为当然就更自认为无可非议。如果把明末的满清入侵说成所谓内战,相信那些投日的汉奸更有百倍的理由论证日本侵华是兄弟阋于墙,可以从徐福渡海论证到日本遣唐使,从日本人的种族特征论证到日本的文字、建筑,服装,等等,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某种程度上明末的汉奸众多,也是明朝时期,国家对蒙元的评价过于温和所致,甚至一些人(包括朱元璋在内)依然把元朝作为中国的正统朝代来对待,这本身就导致是非观念的模糊,使得许多人依旧把清朝代替明朝当成普通的改朝换代。这一点也是明末许多抗清的烈士和遗民如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在反思中不断提到并且严厉抨击的一个沉痛教训。所以明末固然奋起反抗侵略的烈士最多,遗民最多,同时汉奸也多。

而到了抗日时期,则汉奸的级别和数量更是上升到新的高度,连原先国家的二号首脑人物,都成为汉奸,这又是明朝所没有的,可以说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的放大效应,一个国家被奴役了一次,如果不彻底清算这段历史,那么被侵略,被奴役,被征服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会被奴役第二次,奴役第三次,第n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容易,一次比一次顺当,投降侵略者反过来充当帮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宋末,明末,以及抗日时期的情形以及足够证明了这一点。以国外的例子而论,印度先后被阿拉伯人所奴役,被突厥蒙古后裔所奴役,最后被英国人所奴役,一部历史几乎就是轮番被外来民族侵略奴役的历史。

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的是,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归结为我们自己民族的抵抗,多少是有些麻痹自己甚至是自欺欺人!如果不彻底揭露和批判满清侵略和统治对中国文明的破坏,必然会混淆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其潜在的危害程度是难以估量的,对人心的毒害是蔓延无穷。

黄宗羲在《破邪论.地狱》中反对设立地狱迷信之说,驳斥“地狱之惨形,所以禁阳世之为非者也”的观点做法的时候,针对别人的可能有的疑问“然则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他回答说“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后,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不须以地狱蛇足于其后矣”。

不过他大约没有想到的时候,到了已经推翻满清统治近百年后,满清屠刀无法再逞淫威的现在,当年那些手上沾满鲜血,屠杀无数汉族平民的刽子手,丧心病狂实行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后金分裂分子以及满清头目如奴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乾隆却依旧是被轮番歌颂的对象,当年的那些汉奸走狗范文程、洪承畴之流也被称赞叹抚摩;反倒是那些反抗侵略的烈士英雄被淡忘湮没,甚至被丑化泼粪。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黄宗羲地下有知,恐怕就真希望世间有地狱了,否则天地间也真无公道可言。



二、民族气质的恶化

所谓民族气质,也可以说是国民性,也就是鲁迅当年所为之痛心疾首,大批判特批判的东西。被侵略被长时间奴役征服过的民族必然会形成一种极为猥琐恶劣的气质,

也可以说一系列恶劣品格的集合:胆怯、冷酷、狡猾、多疑、瞒骗、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苟且偷安、狭隘自闭、病态自卑、缺乏诚信、麻木不仁、精神胜利法、贪小便宜……。

鲁迅所谓做戏的虚无党,其根源正在于满清的统治,因为在满清的统治下,你可以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朱熹的书,但你千万不能真诚信奉内中观点,更不能结合其中的观点来评论现实的社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在不能彻底清算历史的情况下,这些恶劣猥琐的民族国民性依旧会在大部分人身上保留。

不正视历史,本就是缺乏勇气、胆怯、瞒与骗、自欺欺人、不坦率的结果。而回避掩盖历史,或歪曲粉饰历史,又使烈士的慷慨之气、豪迈之气、刚烈之气得不到舒泄伸张,发扬衍散,相反那些屠夫汉奸的自私残忍,猥琐腐烂之气辐射四窜、奔腾流走。

对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得意宣扬,从那段历史积淀继承下来的猥劣下贱的诸多品格,更如病菌在温床上繁衍孳生一样,则整个民族的气质自然更加溷浊劣化,得不到澄清,得不到矫正,纵然把道德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无济于事。


三、不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流传,发扬光大



从表面上看, 中国的民族文化现在兴起势头不错,提倡尊孔的有之,宣传读经的有之,推崇古文的有之,恢复民俗的有之,新闻里可以看见祭孔大典隆重举行,百家讲坛上可以看见论语的宣讲,法定假日的修改可以看出传统节日被重视,汉服热、国学热、历史热,层见叠出,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然而这一切不过徒有其表而已,如果离开了对满清的严厉批判,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既无法深入进行下去,更没有本质意义可言!

我本来的思想是对所谓尊孔读经之类,深恶痛绝的。什么孔学儒教,什么民俗国学,不过是愚昧落后复古保守的同义词。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鲁迅著作中对中国文化那尖锐无情抨击的时候,心理上的震撼与痛快。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努力的时代”的交替。“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恶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种对中国文明的痛斥,真是畅快淋漓,发聋振聩,震霆起寐,烈耀破迷。

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否定,是青少年时代就印到自己骨髓里去的,是融入于自己感情中的,对那些鼓吹中国文化的人,对那些用中国五千年文明来印证民族自豪感的人,一向是鄙夷不屑,一向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所站的立场,所达到的境界,远远高出彼辈。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从少年时代形成的基本立场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批判,对孔子的完全否定,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只是拖累中国前进的包袱而已,必须抛弃,中国才可能进步。而中国之进步不过是人类进步之一部分,实现这种进步,即便完全抛弃中国之特性,亦毫无可惜。

一切试图为孔子招魂,恢复孔子名誉地位的做法都是封建糟粕之回潮,都是对历史之反动,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坚决抵制。这样的观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动摇的

但现在观点改变了,这种改变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孔子应该得到尊敬,论语孟子四书五经之类也应该重新宣讲,包括程朱理学在内都应该让人们去学习,而不是去否定,至于其他种种民族文化,大部分也都应该重新被宣扬。

是背叛原先的立场么?难道现在我们反而要站到了当年与鲁迅他们对立的章士钊、陈西滢、吴宓之流人的一边了么?而这流人本来应该是受到鄙视不屑的对象!

我的回答是,绝非如此!我说的这种观点的改变,必须以一个条件为前提,那就是对满清统治进行最彻底,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对其统治造成的危害进行最充分的揭露,最全面的阐述,只有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民族文化态度与观点的改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对鲁迅这一辈人,对五四运动这些先驱们立场和观点上的继承与推进!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果对传统文化的宣扬还是建立在对满清统治温情脉脉甚至歌功颂德的基础上,那么就是真正对鲁迅这一代人的背叛,才是让自己沦为与章士钊、陈西滢、吴宓之流同样可鄙的境地中!

推本究原,鲁迅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如此彻底否定?这一切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也是他们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

他们的思考是真诚和严肃的,他们的态度是不回避的,他们是正视伤口与脓疮!仅凭这一点,他们足以得到后代人永远的尊敬。如果中国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当真是如满清统治后呈现的那样,自然应该完全否定。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应该说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本就生长于满清统治下,受环境的束缚与影响,某些认识上的障碍难以突破。他们对满清也痛恨,也批判,但那更多的是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而没有对满清给统治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本质性摧残破坏扭曲篡改有更多理性的深入思考和认识。因此他们对满清的批判,除了基于民族大义上的谴责之外,更多的也还是把满清视为中国文化劣根性集大成者,一个典型代表来批判而已,他们还是认为满清统治下中国人的病态畸形,以及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源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病态。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任何认识也都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说没有当年鲁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与否定,也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认识,更深刻对满清统治危害性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观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对鲁迅等人当年观点的否定,但实际上从内在逻辑上来说,却是对他们的观点的继承和推进,这也是哲学上所谓否定之否定的表现。

现在已经离开满清结束统治接近百年了,隔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距离,应该能够看的更清楚,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替满清的侵略统治,民族压迫统治背了黑锅!如果不彻底揭露满清统治的危害,那么恐怕这个黑锅还会继续背下去。

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恰恰是满清统治歪曲之后的结果,而并非是这些思想与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彻底批判满清统治,就无以澄清真相,就不可能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



[1] 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第1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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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满清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事实1、礼教吃人么?比如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之处,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性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就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么?我们不妨看看离清朝最近的明朝情形又如何?
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就可以发现事实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可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提出妇女恋爱婚姻选择自由的观点,和现代的认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谢肇制特别提到国家律令,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
那么当时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呢?只要看一下明人编写的三言二拍,明代民间对妇女贞洁的问题同样看的很淡,风气相当开通。甚至有些在现在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在明代的社会里却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比如《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到广东经商作生意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如何打骂吵闹,相反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并没有怎么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后来姓吴的知县聘王三巧为妾,蒋兴哥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因为顾念曾经夫妻情深,把原来家里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赔嫁。妇人心上到过意不去。傍人晓得这事,也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
再后来蒋兴哥不慎误伤人命,打官司,审理案件的恰好是姓吴的知县,王三巧得知后,哭求知县从宽处理。知县在处理案件完毕后,为两人之间真挚感情所动,就主动提出让二人重续前缘,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完聚。”
这个明代社会里发生的故事,弥漫的温情与宽容,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很难看见的,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就算离婚,恐怕也要为争夺财产闹得鸡飞狗跳。
而且故事作者对王三巧描绘的笔调也很温和,基本没有什么严厉苛责。从其所描绘的明代社会来看,所谓吃人的礼教,实在看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其实三言二拍里描绘的这类故事不少,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比如《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哀痛之下,发誓终身守寡,结果男方和女方的亲属,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再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34卷中说“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只把做一个厌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处?”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礼教杀人,其实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在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决非本来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2、狭隘排外么?礼教问题是如此,再以对待外国文明之态度来对比一下。按照一些人得说法,中国文化一直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时期统治者的愚昧表现,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表现而已。事实果真如此么?还是拿离清朝最近的明朝对比一下!
只要略微了解一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明朝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襟宽广的气象,决非是满清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逼仄,排外闭塞的光景。
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明人创作的小说《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对中国从外国引入某种文化,宗教思想,非但没有排斥,反而津津乐道。
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
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其胸襟见识也可想而见。
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这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
瞿式榖“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起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是值得称赞。而这种的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1]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2]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
3、僵化专制么?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
这种看法如果描述满清统治,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拿来描述其他汉族朝代,则根本谬误。
还是以明朝为例。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说“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3]
李申的话中提到了李贽,李贽常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其实根本就是相反。
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在他76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也就是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
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他学生汪本钶的话是能说明问题的“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可见把李贽的死当成是明朝政府对他的迫害所致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从李贽本人的愿望来说,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是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的名号了。
而且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
张学智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4]
其畅销流行程度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
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
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中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者。……第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虐,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
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述》中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天下具眼者少,故真书不能穷其意,而赝书读之,遂足以祸人”
而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
这种异端思想家著作流行畅销的到“假托者众”,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文化是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
再说对皇帝以及政府的态度而言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在明代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皇帝用金银向大臣们行贿,恳求甚至是哀求他们同意自己的某个意愿。
知识分子们不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臣妾与奴才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明确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作官的必要性,而是主张用自己的学说与行为直接干涉影响社会。
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代政府时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行抗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行抗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行抗议,最终被赶下台的例子也不少。
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现在的中国。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也是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



[1]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2]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0页

[3]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911页

[4]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见《“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笔谈》《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明显被满清统治后中国文化扭曲甚至完全颠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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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4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㈡、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⒈、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一般人心目中的程朱理学是什么印象?为统治者服务的愚民工具,为皇帝效忠,桎梏普通百姓人民,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阉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

这种印象的得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看看自称宣扬奉行程朱理学的满清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很难不得出结论,程朱理学确实是反动落后保守甚至残暴的思想工具。

这样看来,对程朱理学的大批判特批判,乃至彻底否定,自然也是应该的了。

但问题是程朱理学果真是如此么?

如果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稍微了解一下程朱理学本身的内容,以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者的事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印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145]p522-523。

许多人受到长期灌输的影响,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只是局限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理是自然万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学中非常强调的一环!

正因为此。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 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1]陈来 《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43页

[2] 同上,第71页

[3] 转引自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李申 《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5] 同上,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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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4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2、从理学大儒吕留良的遭遇看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1]

吕留良案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详述其过程。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2]。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3]

那么吕留良究竟宣扬了些什么思想让清廷统治者如此震慑恐惧呢,以至于他死后还要将其尸体剐割挫骨以泄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只鳞片爪,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说“晚村评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4]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也可以窥见吕留良思想一斑,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以便一般读者了解。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种种不仁之心,都从他不仁之心揣拟”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的学问”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纂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静《知新录》中言‘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5]

从上面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容易就发现,《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内容与这里摘引的吕留良对君主帝王以及君臣关系的观点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只不过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传人。两人一个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另一个是王阳明心学为根底,最后形成的观点却颇多一致(尽管两人后来关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讽抨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内孕育的思想,无论心学还是理学,都是文明进步,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不受满清统治干扰的情况下,其趋向都是进步的,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开明,另一个保守僵化的问题。

尽管黄吕二人思想殊途同归,但他们的论著观点遭遇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穆曾经发过一番感叹“余观其说,颇似黎洲(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论。……黎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见之于《四书讲义》,……惟黎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少。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6]

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原因,除了黄宗羲更韬光养晦,甚至在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与清统治者虚与委蛇,说一些违心话,作媚顺之态以迷惑对方;而吕留良则更刚烈,更决绝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对于清统治者而言论,吕留良从程朱理学出发阐述的观点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

当吕留良案件爆发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7]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更令清廷憎恶恐惧的就是吕留良通过孔子和朱熹来阐发的民族主义观点。

“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然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任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儒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

“晚村(即吕留良)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阐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8]

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钱穆把吕留良的境遇与陆稼书的境遇作了一个对比:

“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然则晚村之在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梦想于万一也”

“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合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删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言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9],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然则处异族淫威之下,国已亡、政亦失,耳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10]

满清对程朱理学表面尊崇,实则阉割架空,也可以从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窥见一二。葛兆光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节中说

朝鲜人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对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在这些维护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11]
3、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13]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

“尊汉与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14]



[1]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196页

[2] 俞国林《天盖遗民 : 吕留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3] 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87页

[5] 同上,第88-92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93页

[7]俞国林《天盖遗民 : 吕留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84页

[9] 许衡、吴澄都是元初之人,表面尊奉程朱,实则甘为蒙元政权奴才

[1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 85页

[11]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12] 同上

[1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196页

[14]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1995年第1期《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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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杜车别 发表于 2017-7-4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㈢ 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不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怎么可能扫荡那些泼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污水?怎么可能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

动辄曰毒害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动辄曰吃人的程朱理学,把中国古人智慧的凝结完全一笔抹杀,中国文明的辉煌是怎么创造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为什么现在缺乏基本的向心力,凝聚力?中国人自己在丑化自己方面真是不遗余力!中国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疯狂丑化,全面抹黑的结果是彻底丧失了文化向心力,凝聚力,本来是一些普通的伦理道德,动辄扣上封建道德的帽子,封建思想的帽子。

西方对古希腊古罗马是什么态度,古希腊古罗马有奴隶,有种种荒淫残暴的现象,但西方人是否因此全面抹黑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明现在已经成了断根文明,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要改变这种抹黑,要扭转这种心理,首先必须弄清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原因是什么,不能再让中国传统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上黑锅了。

鲁迅那一代人,之所以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如此激烈的批评乃至彻底否定,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基于他们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

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真诚的,他们没有回避问题,当年他们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所以要激烈否定中国文化。难道今天我们反而要回避问题么?

然而现在许多人采取的态度是装傻,装糊涂,蒙混世人。对这个大问题完全绕过去,当作不存在一样。一边对满清的统治歌功颂德,吹嘘赞扬,另一边高嚷着继承传统文化,什么祭孔活动搞的不亦乐乎,《论语》《庄子》讲得唾沫四溅,骨子里依旧是那套苟且敷衍,瞒骗蒙混的把戏。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

这些话适用于满清统治后的中国人,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铭记在心。在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如何评价满清统治的问题上,绝不能再瞒和骗了,绝不能再没有记性,再自欺欺人了。要么继续否定中国文化,继续让中国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黑锅;要么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宏扬中国文化,彻底揭露满清统治的罪恶,这里绝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以走。

如果我们今天回避中国近代丑陋原因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试图和稀泥,装糊涂,试图一切都在欺骗与蒙混在敷衍过去,那么鲁迅那一代人的思考与努力就真的白费了!

如果今天还是一边倡导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倡所谓尊孔,另一边依旧在对满清统治大唱颂歌。那么这仍旧是在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仍旧是宣扬奴才文化。满清尊孔,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也尊孔,不彻底批判满清,那么与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只能说这不是复兴中国文化,而是继续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和侮辱!

如果是真诚的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就必须对满清的统治给予最严厉的批判,最彻底的否定,只有认识到满清的统治才是导致中国近代丑陋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那么继承中国文化,宣扬传统文化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也才能真正找回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这个精神内核,宣扬所谓的传统文化再多,本质上都等于为满清的奴才文化禽兽文化张目,中国的文明也只能是断根文明。



进一步说,不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许多迷雾难以澄清,许多偏见难以扭转!也只有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才可能对民族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真切的认识,否则就算想恢复民族文化,也多半误入歧途!

有些人也说要宏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怎么宏扬呢?对上古时期的文化思想,包括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在内的诸子百家推崇备至,而对中国宋朝明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诸多思想包括理学、心学在内,则全盘漠视,甚至彻底否定。

在这些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这些人往往也同意批判满清,当然这种批判更类似于撒娇挠痒),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种人表面上没有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只有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罪恶,肃清满清统治的遗毒,才能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的顶峰与黄金时期,不在春秋战国,而正在于一向被人诟病的宋明!宋朝与明朝发展起来的理学与心学体系是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一次巨大飞跃,是中国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某些心目中僵化倒退的文化。

我们现在就算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也绝不能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重新来过,而只能在明朝的理学与心学已经达到的高度的基础上,再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那么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对清代兴起的所谓汉学实质有精辟的分析

“宋代产生的理学,乃是汉唐文化消化以后的产物。伴随着理学的行进,是整个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文化基础上,人们考虑各种科学问题的起点也高。 清朝汉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一面也是由于文化水平原本不高的清代统治阶层,必须一切从头做起,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汉文化。虽然他们提倡理学,但整个清代的理学不能有所发展,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理解。而他们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1]

当然清代汉学的兴起根本原因还是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但李申所说的“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这却是一针见血的!

钱穆曾经感叹说“继晚村之后而言程朱宋学者,上之为陆稼书,下之为李光地。稼书已不能过吴、许。至于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陆、李称荣于当时,黄、颜见推于后世,惟晚村之说,晦霾不显。”[2]

现在已经距离满清结束统治近百年了,不应该再让包括吕留良在内的众多宋明思想家的名字与学说,再这么晦霾不显了!

可悲得是查一查吕留良的著作在近现代的印行状况,只有清亡前1908年一个版本,此后似乎就根本没有独立的重印版本(收编在什么善本丛书之类的不算),一般人根本就没有通俗方便的渠道去看或者收藏其著作的机会。钱穆当初说“晦霾不显”,现在依旧是“晦霾不显”。这也不能不说可悲已极!

对当今的中国,提倡尊孔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甚至百倍重要的是为二程、为朱熹、为张载、为王阳明、王廷相、王艮、王畿、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吕坤、高攀龙、顾宪成、张溥、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吕留良、颜元、傅山、朱之瑜(朱舜水)、黄宗羲等众多宋明思想家或正名,恢复名誉,或褒扬其功绩,宣扬其学说,使中国人能对中华民族这些杰出思想家,这些精神脊梁,文明载体敬之仰之,而不是弃之,唾之,漠视之,遗忘之!这些值得民族骄傲的人物本来应该是小学生都应该熟悉,都应该知道的,然而现在呢?

为这些人正名,为这些人恢复其本应享有的尊崇,其价值远比举行一百次祭孔大典或者在百家讲坛上宣讲论语有价值得多!


[1]李申 《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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