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山：关于领袖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思考

       
        （文/李退山）当代史观主张普罗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永远是人民创造的，社会道路也永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说的有模有样，给人的感觉好像大众真的是历史的主角一样！其实历史是统治阶层和领袖人物与人民共同创造的，而领袖人物往往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者，是历史的主角！人民只是新时代的履行者。
        历史的发展，更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必然唯一的，而是有多条路，至于要走那一条，那是领袖人物的选择。一旦领袖人物做出了选择，那么，人民只是沿着这条道路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用官话表述就是“建设新社会”。
        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足以证明，那就是南北韩政治。朝鲜半岛在二战之前，曾长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作为一块弹丸之地，其南北社会矛盾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要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话，肯定、且必将不会出现南北分道扬镳的局面。但是，二战之后，南北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显然，南北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南北韩人民选择的结果，而是投靠了西方阵营的李承晚及其一班人马，与投靠了共产阵营的金正日及其一班人马选择的结果。可见，一切地与人的矛盾，资本与人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者与有产者的矛盾，民族、宗教的矛盾，人民与官僚的矛盾，等等一切的矛盾，尽管都是客观存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些矛盾，势必危及统治。但是，至于解决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各大矛盾集团独立的博弈，而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如同交响乐团前面那个手持小木棒的人一样，是他在挑拨捭阖，而他底下的一干人马通通被他玩转，从而奏成他想要的曲子。如若他愿意，他手中的木棒将节奏、徐疾和强弱，做了一番新的处理，那么奏出的曲子也必不相同。
        当代史观关于领袖和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否定了那个灵魂人物——那个手持木棒的人的作用，而把社会革命说成是一种充满了必然性的东西，即客观的社会矛盾的必然发展结果。既然革命是必然的，那么这就是谁也无力阻挡的（其实这种表述类似于“天的意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否则就与无神论发生了龃龉），它就充满了正义性。这个正义性的来源，就是客观社会矛盾所决定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无需任何人去进行任何干预的，它自然而然会演变到那一步。这就是当代史观关于人民和领袖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完全否定了手持木棒的那个人，也即社会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强人的决定性作用，而把社会革命的决定权完全推给了人民！那么，当代历史家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他们不清楚，其实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同志们一直在卖力地发动群众吗？如果你说不是，那毛主席去安源做什么去了呢？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又是做什么的呢？毫无疑问，乐曲之所以会是《南泥湾》，而不是《夜上海》，那与乐队前面那个手持木棒的人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一般而言，市井小民总是喜欢把能显示智慧和力量的功绩据为己有，那么，政治领袖为什么不把如此显赫的功绩据为己有？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社会发展道路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人民的选择呢？这可是一个光明、正确和伟大的选择啊！
        因为这会降低必然性和正义性！
        同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宋代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在社会各个方面均出现近代化的萌芽，本来可以直接过渡到近代工商业社会，但很不幸，蒙古人来了，占领了中国，蒙古领袖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明朝末年的发展趋势也是一样，可是满洲人却把部族政治强加于中国，历史因此发生逆转；满清末年，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尽管夹杂了西方政治的理念，但奋斗的目标毕竟是要争取汉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建立汉本位的新国家，但是……后来的历史不说也罢！
        以上事实反复证明：能够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并非是普罗大众，而是统治阶层。统治阶层一旦在革命博弈中取得成功，他们就掌握了强制力，就可以用这种强制力将其意志贯彻下去，而民众只有服从的份。
        从以上事实还可以看出，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时受到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的左右，这点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更迭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就算是遭遇外来入侵，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社会道路的选择必然是征服民族的意志，那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起作用。
        历史是既成事实，但绝不是不允许假设的。假如没有蒙古人和满洲人的进占，假如没有后来，那么历史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耶元2012年6月9日李退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