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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连载:两个中国的背影 ——华夏中国与胡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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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秋 发表于 2014-10-15 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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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原来计划写于十年前,本来因为种种因缘际合,已经想加以放弃。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仍然要问自己——那些游历在世界各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的人们是我的同胞?那些在国内,制造三氯氢胺奶粉、贩卖毒鸡蛋,彼此互为戕害的人们与我是同一个民族?
    我还要问自己——如果一个民族,它的社会精英比民众更为无耻,这些究竟是制度还是文化的原因?这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是不是还能支撑起这个日益要求诚信的现代社会?这些问题弥历长久而无法遣散,仿佛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渐渐浅塞了我的胸膛,这是一种无法超越的民族感情——使我无能放弃,无从躲避。
    在长久的思考之后,我终于明了——胡汉中国[1] 是这一切的果,专制主义是这一切的因。
    为了华夏中国[2] ,也为了那些和我一样,不愿意沉沦,不甘心放弃的兄弟姐妹们。我写下了从华夏中国到胡汉中国的历史,也写下了必定由胡汉中国到华夏中国的将来。对我而言,这是信念,也是命运。
    我亦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本书把彼此的理想联接在一起,从而一同战斗、呼吸。因为我相信——十年来的理想主义的荣光,仍然闪烁在那些经历了文化复兴的兄弟姐妹之间,而我们无法在彼此隔绝中抗争,因为精神上的隔绝犹为痛苦,人群中的孤独才是最大的孤独。我写下此书,不仅仅是为了做那个“皇帝的新装”童话中的第一个敢直言的儿童,也希望由此结束彼此孤独战斗的命运,为此本书也提出了恢复“华夏族”的概念,同样也希望这能成为华夏文明重生的载体与起端——如果我们不能改造其它人,我们总是可以从自己做起。
    本书分为三部分(三编),第一编所要叙述的是胡汉中国的由来及现状,第二编主要回忆了华夏中国远逝的文明,前二编共同讲述了胡汉中国取代华夏中国的历史。第三编则提出在当代恢复华夏中国的内涵与希望。
    本书以秦朝确立专制制度为分界点,前则为华夏中国时期。秦朝到明朝是华夏文明的逐渐沦丧期,而在清帝国[3] 终于确立了胡汉中国传统——时至今日,却被僭称为中华传统。这个漫长的演变史可以明证:胡汉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专制主义秦国以偶然的成功(这不啻于纳粹德国统一欧洲),埋下了华夏文明消亡的种子,秦汉王朝一脉相承,华夏的活力就此被扼制,从此游侠、商人、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敌人,最后导致胡族入侵,以胡变汉。华夏文明至此转向衰败,经过数代王朝对专制的强化,发展到宋代,古典中国[4] 完全灭亡于元帝国。明朝作为华夏阶段性的复兴,也同样亡于清帝国,而清帝国由此确立了胡汉中国。
    而胡汉中国的确立,只是专制主义的果,专制主义才是那个因。
    专制主义毁坏了真正民本的华夏传统,把一个“君事臣以礼,臣方事君以忠”“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君臣之间的契约制度,变成了一个愚忠君主的专制制度。
    专制主义毁坏了华夏的信仰,把一个畏天敬德的民族,改造了成一个无所畏惧,敢于造假、说谎、背叛的民族。
    因为专制制度,导致我们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却也没有国家佑护的民族。个人自由与国家保护这二端的缺失,使我们的民族二次沦落于异族之手,而这种沦落又强化了这种缺失。最终让我们几乎万劫不复。
    专制主义还彻底毁灭了华夏民族内部的竞争体制,在周朝的统治之下,多个诸侯政权并存,适当的集中与分权促进了互相竞争。诚然,周朝的后期,由于中央式微,造成了各诸侯间彼此的血腥征战。但是回顾欧陆的历史,一、二次大战后,欧洲国家吸取战争教训,通过国际条约,发展出欧盟这样的政治体,在保留了个性竞争的同时,也保持了欧洲文化的整体性。与之相比,华夏族各政权在周朝之下,更有可能率先发展出先进的国际体系,相继发展出内陆文明、海洋文明,而今日之世界必定是华夏的世界。
    因此,华夏民族的集体利益因为少数专制者的欲求而被毁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更可悲者,五四运动以来批判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明,却不知此传统文明非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是比西方文明更为高级的文明[5] 。
    但是,华夏文明的先进并不意味着笔者沉浸在“华夏盛世”之中,并不意味着复兴华夏是一种要恢复“华夏生活”方式的冲动。这是因为,工业及信息文明之下的社会结构与既往的农业社会结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固守不变,相反,应当把华夏文明中好的制度、文化与当代的社会结构的变迁结合在一起,进而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在华夏文明已经建构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从而复兴出当代的华夏文明。
    为了验证如上所述,我寻找在历史的书堆里。然而,书写的历史总是在真实的历史的嘲讽之下由纸墨著就。其中的郁结,让人无法呼吸无法思考,更无法让人抒怀。唯一值的安慰的是,将来的时光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必定由我们真实的人生所铸就,而那些过去时光真实的片段也一定会通过时间的血液在一个民族的身上脉动。因此,在本书中,我无意去研究历史,但是我会从这个民族引以为耻辱或者光荣的历史片段的评述中,寻求真实的民族精神的脉络,从而批判或者汲取他的营养,走向恢复真正华夏精神与文明的历程。但是,这个历程并不是仅仅从本书开始。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以逸秋的网名和志同道合的一批人,他们包括壮志凌云(王乐天)、寒门仕族(丁晓棠)、万壑听松(阚金铃)、铁血汉魂(单昊)、晨澍(王琢)、寒音馆主(杜峻)、汉流莲(刘荷花)等人,推动了汉服运动。然而,这场运动以民族悲情作为开端,到如今却以一种古典爱好、商家卖点而持续,期间过程令人唏嘘不已。在此,我无意去讨论一场运动的得失,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无论汉服运动还是国学传统的回归,都要搞明白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我们究竟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还是文化复兴的殉道者?我无意去评判二者的高下,但时至今天,中国的思维,华夏的文化,已经近乎荡然无存。这个上古时代就已经流传的血统的后裔,必不敢放弃华夏的名字,必不敢完全以玩赏之心承载起复兴之名。

*** ***       *** ***       *** ***       *** ***       *** ***

    最后我希望:这是一本有关于信仰的小册子,即便在这个民族已经缺失道德的时代,也能给我们一点希望。这是一本有关于历史的小册子,即使专制的中国几无信史,但是仍然希望从中反思出华夏的影子。这是一本有关于本时代的小册子,希望这个时代因为重新拥有古老的回忆,从而建构起一个华夏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本有关于个人自由与民族复兴互为一致的小册子(即使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经常互相攻讦),因为通过华夏族,我将证明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本是一体。同时,本书也提及了当代的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民本主义与天道循环的制度建设要义。
    总的来说,这本书把许多风马牛不及的事物揉合在一起,最后归于“华夏”这样一个主线上,这是无奈中的必然,因为时间线已经把许多本来相关切的事情分离的太久,本来一体化的整体已经化成点点滴滴,但是唯一值的安慰的是,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笔者确信,华夏族及至汉族必然会复兴。

黄静进   
2014年9月



[1] “胡汉中国”指具有胡汉混杂特征的中国文化及制度,它具有奴性、狡诈、虚伪、无诚信、无信仰、完全实用主义及专制的特点。
[2] “华夏中国”指中国先秦华夏文化时期,它具有刚正、忠诚、守信、有信仰、理想主义及分权制度特点。
[3] 本书以帝国代称胡人建立政权,以区分以朝代建立的汉族王朝。
[4] “古典中国”指上古到宋朝灭亡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从全中国的范围来看,虽然胡汉文化已经在形成中,专制更是发展到一个高度,但是在意识与感情上仍然以华夏为正朔。
[5] 以礼治而论,便比法治高出一个层级——华夏的“礼”在这里不是用来确认专制地位的工具,而是道德的外在表现——一个以确认外在道德标准进行管理的社会自然比以刑罚管治的社会要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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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逸秋 发表于 2014-10-15 0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编 “胡汉中国”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第一章 引言
    本编的任务非常繁重,因为要在有限篇幅里,说明“胡汉中国”的文化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胡汉中国”的由来,以及“胡汉中国”是什么。
    在这个章节里,我无意去批判,也无意去赞美,更多的是注重反思。但是,即便如此也只能涉及到我所认为的几个主要的方面。而无法对事实进行全面的阐述,这虽然是极大的缺憾,但如果考虑到本书的宗旨主要是建立起华夏中国的远景与理想,那么这样的论述也未必没有可取之处。
而反思的本身,主要源于我们不能对以下事实装作无知:
    一个民族除了金钱与暴力之外,不能没有文化和道德核心,因为这个文化与道德核心是唯一可以抵御金钱与暴力的力量。我们不能存在于一个仅仅因为金钱与暴力维系的社会之中。我们如果在有的世纪因为内在的虚弱从而屈服于暴力,另外一些世纪里则屈服于金钱。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与道德的核心力量一直处于往下沉沦的境地。
    当在先秦华夏时代,我们能以其中一个诸侯国的力量,抵抗北方的侵略。而到了秦以后的专制时代,比如宋明的末代,却丢失了最基本的自我保卫的能力。这是因为抗拒暴力所必需牺牲精神全面崩离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胡汉中国的文化基础提供了巨量的汉奸,足以组成庞大的胡汉联合军队征服中国,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华夏中国的消失。暴力与金钱为主导的胡汉社会一旦主宰了中国,欺诈与不公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旋律,对于一个曾经以刚直、诚信等美德架构的华夏社会来说,这是何等的悲情与悲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当代精神是建构在胡汉中国之上,胡汉中国是中国当代精神颓废的原因,也是结果。
第二章 “胡汉中国”的历史简述
第一节  秦汉及之前的胡风
    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在强调胡人汉化的过程,强调我们的民族有强大的同化能力,殊不知这一次次汉化的另一面也是我们被胡化的过程。正是胡汉与汉化的双向过程,最终把那个华夏中国,改造成了胡汉共建的中国。
    本章主要描述胡汉中国的由来。而胡汉中国史才是近数百年来的真正中国史,也是中国由世界文明的巅峰下降至几近非文明种族的一个历程。
    回顾历史,关于汉人胡化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了,这个故事耳熟能详,无须赘述。但这样的胡化与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学习敌人的长处,然后击败敌人,是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保障。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勇于学习落后民族长处的一次经典事例,更多的是证明华夏民族的自信。
    随着胡汉的交流,到了东汉末年,更多胡化的记载出现在史书上:“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坐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
    这样的胡化是华夏民族在专制主义前期还保留了善于学习、思想开放的特质的结果,这些只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习惯,在满足那个善于学习,绝不胡乱排斥各种习俗的华夏民族的一些尝试罢了,它并没有改变华夏民族的文化特性。比如虽然有人胡坐,但是基本上汉人仍然过着席筵起居的生活。
第二节  五胡乱中华、隋唐——胡汉中国的开始
一  五胡乱华,北方汉族人口殆尽
    公元二百年到约公元六百年,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北方的族群都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骨牌效应使得后面的族群推动前面的族群,一波一波地往南推。到了气候温暖地区,人口众多,新来的北方族群侵入了南方,也可能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样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持续三四百年之久,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2]
    在当前的历史文献中主要提及的是五胡时期民族融合的研究,殊不知,这种融合并非是婚庆嫁娶那么简单——那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有些历史学家把五胡乱中华,轻易的以“五胡入中华”代之。以“乱”改“入”可非小事,尊重历史本来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如果以功利主义诠释历史,那么还有什么真实的历史可言?诚实与正义是一个民族基本的品质,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态度,将决定你如何面对自己与他人的态度,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然。
    汉人绝不是因为心向大草原的壮美就把田地铲除改行放牧,胡人也不是因为中原山村迤逦风光,就跑来参观旅行。农耕线的南移,胡族侵入中原,给中原汉人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家弥乱,休养不及,内附匈奴人起来造反,晋愍帝被俘,被送往平阳,匈奴人为了羞辱他,打猎时要他作前导,宴会时,用他作杂役。并于建兴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把其杀害,西晋就此灭亡。
    胡族趁机南下,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  汉人除了南迁逃亡,便是在北方建设坞堡 [4],与胡族对抗,但当时的北方坞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个。
    而永嘉之乱前夕(公元306年)西晋全盛时,除州县编户外,假如加上相当于编户1600余万人的佃客等户以及官私奴婢、兵户、吏户、流散户、北方少数民族人户等,总数在800万户,4500万人左右。[5]
    “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6] 据此推算,到了永嘉大乱之后,北方人口这时也就四百多万了。
    北方作为当时的中国经济重地及人口主要的栖居地,人口损失之重,用几近灭族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些惨烈的史实如何用五胡“入”中华一言以敝之。
二  冉魏政权与汉族的反击
    两晋南北朝,汉族冉魏政权屠杀了大量的胡族,站在现在的立场来看固然残暴,但是当你身临其境,却不能不说有着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这本身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无奈的选择,特别当你身为这个民族的后裔的时候,你很难用正义与非正义来评述这些残酷的历史。
    固然,冉闵杀胡在那样的乱世没有那么多的正义可以宣讲,也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我们无需过度渲染,杀戮也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与胡汉中国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这样的反抗,才促使胡人必须与汉人共存,而不能用互相屠杀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
    下面就介绍一下冉闵的事迹。
    在南侵中原的胡族之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等部落来自北方苦寒的草原地带,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骑射本来就是他们自小学习的生存技巧,战斗力自然比习惯于农耕的汉族居民要为强悍。但汉族居民也成立了“乞活军”,而这支军队的名字,也反应了因为到了生死的关头,这支军队进行的是死里求生的战斗,因此战力也空前强大。
    冉闵的父亲冉瞻就出身于“乞活军”。冉瞻父子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石勒为冉闵改名叫石闵。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逐渐成为后赵帝国的高级将领。
    公元349年,后赵皇帝石虎死,后赵权贵互相攻伐,冉闵也卷入其中。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人集结了三千羯兵暗中埋伏在胡人居住的区域,想杀掉冉闵等人。冉闵、李农反攻杀了孙伏都等人,冉闵发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六夷凡敢动用兵器者一律斩杀。胡人有的攻破城门,有的越墙而出,逃亡者不可胜数。在城内发令称:“与官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命城门不再戒严。于是百里之内的赵人都进城来,离城而去的胡羯也堵满了城门。
    冉闵明白胡人不愿为己所用,颁布命令告知内外赵人,斩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凡文官进位三等,武职都任牙门。一天之内,杀了数万胡人。冉闵亲自率领赵人诛杀胡羯,不论贵贱男女少长一律杀头,死者达二十余万,尸体在城外,全被野犬豺狼所吃。集居在四方的胡人,当地的军队依照冉闵的命令杀了他们,当时外表长得高鼻多须的人有一半因滥杀而死。[7]
    公元350年,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皇帝石鉴,灭亡后赵。冉闵称帝建大魏国,史称冉魏。中原汉族有了自己的汉族政权,并以此对胡人开展反击,胡族纷纷北迁。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一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新生的冉魏政权。冉闵被鲜卑的十四万骑兵包围在常山,并被斩于遏陉山。
    史书记载,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对此评说:“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谥,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又说:“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三  以苦劳自存的汉人
    “五胡十六国”先后有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四燕(前燕、后燕、北燕、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大夏等十五个北方政权和一个西南政权成汉。主要由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高句丽六个北方少数民族、西南巴氐族共同建立的十六个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诸国多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在一国之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军政体制。对汉族人民,仍按汉族的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对少数民族,则按各自的部落传统进行统治。汉人主要从事农耕,胡人从军为多。
    汉族冉魏政权的反击,让各胡族看到了汉人性格中并非没有血性,因此民族压迫趋缓,胡汉开始比较稳定的分工合作。胡人大都从军打仗,且不停地相互厮杀,人口减员非常快,没有多少年,五胡中就只剩下了鲜卑一胡,而其它四胡,或北撤、或西迁,有的则全族覆灭,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汉人大都从事农业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口增长当然要比胡人为高。汉人的农民重新布满了北方平原,汉人重新获得了人口优势。这为汉族王朝的重新出现奠定了人口基础。
    汉人以劳苦自存的天性,终于战胜了五胡以杀戮为职业的民族性。
四  隋唐王朝统一南方的胡汉意义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没有把文明与文化扩散于普通人民之间。事实上,在古代,许多文化与礼节都在上层社会得到较好的保存,然后以上及下,逐渐传导开来,所以,上古总有传说是圣人发明了这个或者那个,然后教授民众,比如汉字、衣冠等等都是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充分理解这点——这些文化都需要脱离农业生产,通过专业化的研究或者思考才能发展出来。
    因此,南朝的中国,是保留了自夏商周以来绵绵不绝,少受北方胡风影响的宫廷与贵族文化的最后所在,建康城(现江苏省南京市)是这个纯粹文化的最后的首都。到今天的南京看一看,地名与风土人情中或多或少还能看到那些华夏的留存。
    隋唐自北中国统一南方,自有其北方的地利与人口经济形成的军事优势,但,南朝自有三代以来的纯正文化作为正统的凭据。自胡汉文化占据中国以来,国人总以得失评述历史,如果军事失败就是文化的失败,这样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南朝输在军事上,本身就是极大的悲剧。
    南朝更像中国的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消失后,绵延了罗马的传统,隋唐虽然是汉人的朝代,但是他不是自南朝脱胎而出,而是来自北朝的铁血风烟,从胡汉混居、残杀暴虐中建立,胡风汉骨可以说是让其大展雄风,称雄东亚数百年。但是,军事上的强大不代表文化上的先进,胡风的影响我们不能一带而过。
    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例,他就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8]
    说到太子的军人爱好,不免谈到唐代的军制,唐代的府兵制起源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代统治的地区除了传统的汉人区域外,还有广大的胡地,唐皇是“天可汗”,在胡人的眼里,唐皇是以胡人首领的身份领授政权的。
    唐代军人有很多是胡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里也有很多回鹘人。
    但另一方面,隋唐政权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了南方,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礼遇,对南方保留的古典中国文化也十分尊崇。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士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从文化上来说,南北佛教、道教的统一,都是以南方为主轴;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胡汉文化与胡汉治理方式的并存,使得唐代胡汉共建中国的特点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朝汉人对南朝文化上的尊敬,唐代还是一个以汉风为主要风格的时期。

[1]《后汉书·五行志》
[2]《大国霸业的兴废》,作者: 许倬云,出版: 上海文化出版社
[3] 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
[4] 坞堡,又称坞壁,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社会动荡不安时,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来源于百度百科。
[5]《西晋人口蠡测》,王育民
[6]《鸣沙石室佚书》
[7](此为简译文,原文见《二十四史》之《晋书》载记第七)
[8]《封氏闻见记》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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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玻 发表于 2014-10-15 16:55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夏族: 权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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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然居風清子 发表于 2014-10-15 16: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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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_in_a_cage 发表于 2014-10-15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史反专制,民族、传统及文化为辅,立点很棒,估计又要被五毛喷了。 //@吕玻:华夏族: 权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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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九月 发表于 2014-10-15 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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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乐队小红 发表于 2014-10-15 19: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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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逸秋 发表于 2014-10-15 19: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胡汉中国的形成期——辽、金

    辽、金时期是往往被现代历史学家理解为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汉化。但实际上,当北方民族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长期处于异民族统治之下的汉人也有一个胡化的问题。

    辽帝国早期,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被中途截获,辽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张砺回答说:“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从中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饮食衣服的巨大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到了辽帝国中期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汉人韩木巳,作为辽帝国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间嫌宋朝朝服不方便,重新穿上左衽胡装,这说明了汉人的胡化已经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被固化。

    苏辙曾经多次出使契丹,看到辽帝国中京境内汉人的情况,不禁感叹,留下诗篇《出山》道:“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在辽帝国政权强力统治之下,加上唐末五代北方社会一以贯之的胡风习俗,辽帝国幽云地区汉人的胡汉混杂的生活习俗进一步加强。宋神宗时,沈括出使契丹,记载幽云地区衣冠语言勉强还算是汉风,男子的靴足、幅巾出现了一些变化,女子衣服也出现连裳的情况,这些虽然有异于汉家服饰,但并不是很严重。

    到了宋哲宗时代,经过近百年的胡化,燕云地区汉人的服饰变化达到了“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的程度。1993年在河北宣化发现的张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东壁上相对绘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为左衽,一为右衽(见下图所示,来源于网络),可知胡服与汉服已经混杂。燕云地区的汉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胡汉混杂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汉人相区别。此外,幽云汉人生活习俗的“胡化”还不只胡服的问题,还有“姓名契丹化”、“收继婚”等现象。
   

    到后来的金、元帝国时期,这一地区的汉人均被称为北人,以与中原汉人相区分,这部分汉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凭借着其较为发达的思想文化优势,成为巩固契丹政权的中坚力量,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的风貌,正是因为“辽属汉人”活跃于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才使得辽代社会呈现出胡汉混杂的独特风貌。

    南宋的另一条史料也很能说明问题:隆兴元年(1163)七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已诏禁止。访闻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诏刑部检坐条制申严禁止,归明、归朝、归正等人仍不得仍前左衽胡服,诸军委将佐、州县委守令常切警察。”这里说的主要就是“汉人”的问题。

    虽然,金帝国前期曾经在国内推行严厉的改俗政策,但自完颜亮称帝迁都中都后,金国开始逐步汉化,因此放弃了强迫南人改俗的制度,而“汉人”的情况则不同,因为久染胡风,他们已经习惯于左衽胡服,甚至到了南宋以后仍“承前不改胡服”,可见其习俗之顽强。

    辽金时期,胡汉共建情况在中国北方普遍存在,一方面汉人对胡人进行了汉化,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胡人对汉人也进行了胡化。胡汉共建的汉人由于长期处于被统治者地位,在社会地位居于胡人之下,古典时期汉人正直不阿的品性,宁折不弯的性格被得过且过、屈居人下的民风所以替代。辽金对北方地区的占领,让奴性文化得以在胡汉地区扎根,这为以后元帝国南下征服南宋,提供胡汉联合大军准备了文化上的汉奸因子。

    第三节      胡汉中国的转折期——元帝国

    南宋的中国因为军力的软弱一直为中国人所诟病。但以南宋的古典农商文明社会对抗元帝国军国主义的野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的抵抗为保存西方文明,停止蒙古西征大军做出了贡献。

    1258年,蒙哥大汗分兵三路伐宋。蒙哥亲率军马兵临合川钓鱼城。蒙哥铁骑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然而在钓鱼城却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史载:

    “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1]

    蒙哥汗的去世,使得旭烈兀立刻率领西征大军东归,去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争夺汗位,只留下怯的不花统领两万军队镇守大马士革。从而避免了西方世界的灭亡。

    另一方面,南宋仍然在元帝国的面前坚持了半个世纪。

    崖山之战,几十万南宋精英全数覆亡,从夏商周三代,经历秦汉、隋唐二个大帝国时期,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与贵族文化——不曾断代过的历史自此被打破,文明精英于此几乎俱之一焚,古典中国文明由此断代。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古典社会完全的灭亡。汉人原来只是部分的被胡化,在南方仍然保存了古典中国的气质与文化。元帝国占领全中国,士大夫阶层被完全打入社会低层,“九儒十丐”就是元帝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原来保存了古典文明的南宋居民,被定义为第四等人,南宋的皇坟被挖掘,民族的自尊心全面被打击。

    胡化中国是元帝国不屑做的事情,怎么来中国的,他们也打算怎么离开中国。元帝国统治者固然也提倡过儒学,但是以儒学为主的儒家文化只是用来便于统治汉人,也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元诸帝多不习汉文”[2],这最能说明元帝国统治者的态度。1270年元帝国在诸路设蒙古字学教授,但后来又规定“蒙古字教授拟比儒学教授例高一等”[3],就更是明证了。

    元帝国几乎不存在胡汉共建的文化问题,元帝国只是毁灭了华夏的存续,直接导致明代以后的文明复兴必须依靠典藏和传说来进行,而许多无法找回的文明与习俗,只好以当时所存的胡汉习俗加以替代。

    元帝国99年的统治,也为清帝国“胡汉中国”定型的阶段,打扫干净了前院,自元一代,中国的精神空前颓废,明代终其276年也没有完全恢复中国的自信与富足——直至另一个清帝国完成胡汉共建的中国,使中国彻底沦丧。

    [1]  明万历七年《合州志》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431页。

    [3] 【明】宋镰《元史卷八十四·志第三十四·选举四·考课》,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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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逸秋 发表于 2014-10-16 22: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节      胡汉中国的定型期——清帝国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形象,即便是元帝国,占领全中国,让南人为第四等,也没有让中国人的形象完全终止,汉家衣冠、文化仍然在有南人与汉人的地方保留,让民间保留了华夏复兴的可能性。
而清帝国为了占中国之地以达长远,一方面在不自觉中被汉化,一方面却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胡化,把一个还部分保留了古典中国的血性、牺牲、诚信的明代中国人,改造成为清帝国的奴民。
清帝国的胡化政策分三大部分:屠杀、剃发易服、修篡书藉,最终以胡变夏。以便让中国人忘记中国人的形象,忘记中国人应有的风骨。这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下面将简述清帝国的这三大方面的政策及后果。
一     屠杀

清帝国利用中国内乱,从而征服中国并屠杀敢于反抗的中国人,从基因上灭绝中国人有血性的部分。以下表格,列举部分残酷的屠杀,足可证明这样的灾难对一个民族的从肉体与心灵上的影响,会达到怎么样的程度。
表—1.          清军部分屠杀列举

扬州大屠杀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见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

昆山大屠杀

1645年,昆山县人民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

嘉定大屠杀

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

江阴大屠杀

1645年,清帝国颁布剃发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守城者除53人外,全部壮烈牺牲。

嘉兴大屠杀

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二十六日城陷,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500,000余人遇难。

四川大屠杀

1646年至康熙初期,清帝国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平复四川。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常熟大屠杀

1645年,8月到9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

厦门屠杀

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攻克福建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

南昌大屠杀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清帝国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湘潭屠城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大同屠杀

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帝国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广州屠杀

1650年,清军攻广州,制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死难10万至70万人。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潮州和南雄大屠杀

1653年,清军占领广东的潮州和南雄,清军之后进行下令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南雄县民也遭到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清帝国不仅仅进行以上的屠杀,在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郑成功,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另外还有因为“剃发令”的原因进行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明末时期中国人口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量消失,除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战争外,多半是死于清帝国征服战争所致的战乱、饥荒等原因。
二     剃发易服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为虏,自投鸭绿江而死[1]。
入关后,清帝国碍于汉人的抵抗,对剃发并不严格,但是,一旦当清军征服顺利时,便露出穷凶极恶的面目。在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经平定,加上汉奸孙之獬上表相劝,即改变初衷,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为源的中国人,或许面对这种外侵,可以假以天道循环进行自我安慰,但如果要把几千年的汉家发式与衣冠变成“猪尾巴”、小辫与马褂,这就是在对最后仅剩的人格尊严进行侮辱。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必定失礼,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因此,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以后世而论,许多史家认为,清帝国这一举措极为多余,让许多本来已经平复的地区重新举义,给自己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实际上,对于清帝国而言,为了长治久安,摧毁被征服民族的尊严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剃发易服”就是这样一个无比狠毒但却极其有效的方法,以屠杀立威,在“留发不留头”的清洗中杀戮了大量的有反抗精神的人员,彻底摧毁汉人的抵抗基因,为制造奴民打下重要的基础,进而巩固了对汉族人民的统治。
后来的历史表明,清帝国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清帝国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三     篡改书藉与文字狱

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征天下藏书,修成七部《四库全书》, 首先收缴全国的书籍,从采进的所有版本中,查出的大批“禁书”,皆即行销毁。其他已经选作底本的书,继续保存在翰林院。
清帝国修四库全书,可以收藏观看的存书不过3475部、79070卷;严禁收藏的禁书却多达6766部、93556卷;这些所谓禁书,只不过有些许文字问题,或者有勇武血性的部分,或者有记录前代胡族暴行的,或者与清帝国修改的史书有矛盾的地方。丧心病狂到极点,就连《天工开物》等这样开启民智的科技书籍也不能幸免。
清帝国修改中国历史的工作是其执政策略的一部分。这是华夏中国的政治传统上绝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的历史从来鼓励人民记载信史。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是齐国崔杼造反,太史做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照杀不误,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等太史二弟死后接着写,直到崔杼让步,才返回故里。而董狐也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可见,信史的精神是华夏中国的灵魂之一。
清帝国前期把“文字狱”与篡改典藉相结合,把所有思念前朝或者疑为影射清廷的书籍文字,一律加以销毁,并对作者处以极刑,甚至诛连九族。就这样,清帝国通过对思想上的控制,把专制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功统治了中国267年。然而,清帝国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却能让清末的部分汉人力图振兴它,并把它当作中国。——这就是清帝国对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大屠戮的效果。更会有今天“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鲁迅语)的现实。
清帝国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消灭汉文化,因为真正的文化是无法消灭的,相反他们找出了传统文化中最堕落的、最毁民气的那一部分,让中国人彻底的忘记华夏中国,把这个黑暗腐朽的现实当作这就是中国的本身,让中国人的精神彻底堕落,让中国人民丧失责任感与纪律性,去掉中国人的自尊和廉耻,更把胡汉中国彻底定格直到今天。——今天,满眼的清帝在屏幕上晃动,而汉人并不以之自耻,欺诈的、做假的社会风气让老人、孩童无以幸免,也正是这267年奴化的结果。
更为悲剧的是——清帝国成功的长久统治,让投机者有根据的认为:一个没有诚信的统治也是可以久远的。——这才是对人心最大损害,使后代更难建设出一个诚信的华夏中国来。


[1] 朝鲜《李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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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逸秋 发表于 2014-10-18 01: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胡汉中国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第一节      世俗的精神生活

一     现实文化——个人与家族利益导向的反思

而自秦汉专制以来,中国人逐渐以个人与家族利益为主导。这就导致很难凝聚出强大的团队精神,这也是我们所谓一盘散沙的根源。
当下中国的文化一直注重于现实的存在,对死亡的恐惧,被关切今天的现实生活的热情所压倒。但是,作为一个因团体生活才得而存在并发展的文明社会。为了责任、荣誉而牺牲自我个体的精神,是团体文明存在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只为了自己与家族能存活下去,就放弃一切有关荣誉与责任的品质,那么个体的求生便以团体的灭亡为代价。元帝国与清帝国征服中国,与这点难道不是有莫大的关系吗?
自北方五胡乱华以降,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奴隶的心态的养成,对国家与政权的热爱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国家并不是自己的,有时甚至外来的残暴的征服者,交税纳粮以向强盗买个平安的心态普遍存在。因此很容易,在内心深处认为家庭与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专制下,以圣人为导向的教育,又流于虚名,无限拔高的道德标准,最后培养的是满口道德的伪君子,——既然道德反正实现不了,那么就不如利用其邀取功名。——内心的现实主义与表面忠于主子的道德口号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世文化的痼疾,时至今日也屡见不鲜。
但是,荣誉与责任也并非绝迹于胡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之中,只是,由于没有内心的信仰,只有道德的说教,“义”的后面经常备注了万世的声名——即便是鼎鼎大名的文天祥,留下的篇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折射了这点。当然这句诗的重点是在“丹心”之上,但是“照汗青”也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名声的重视,这并不是说重名是件不好的事情,与那些连名声都不要的汉奸奴才比起来高尚的不知道有多少倍。然而。笔者还是要强调舍生取义的支撑点不应是在名声之上,甚至名声在这个地方根本无关紧要,即使背负永世的骂名,如果确系大义所趋,那么就不当舍生吗?当你意识到诸如像清帝国这样的世界,根本没有信史可言的时候,你的丹心永远无法照汗青的时候,支撑你的只能是自己内心深处给自己一个交待的信念,这个信念只能是着眼于灵魂信仰的平静,而不是现世社会对你行为的响应。
在有信仰的华夏中国时代,或者在一切有信仰的世界里,为了内心的平静安宁与信念,才会做出这样终极选择,因为在内心的深处始终有些东西比活下去更为重要。因为自己的内心是你不能逃避的地方,而外部的世界终究是可以有各种方法回避。——比如,明朝督师洪承畴被后金俘获后,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放弃了忠臣烈士的声名,选择了做汉奸也要荣华富贵。
还有一些人,以生命实践自己的原则,但是家族的现实利益——“全宗祀”的原则又让其不能不认同残暴的征服者,还以文天祥为例,他在为宋朝尽忠的同时,也原谅了入仕元帝国的弟弟,1281年,文天祥写信给弟弟文壁过继给自己的儿子:“汝生父(文壁)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文天祥以“孝”的理由,认可了文壁的选择。而自己以忠于宋朝,成全了义。然而,这并非是对信念原则的义——对元帝国的不认同是囿于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而非是对元帝国的邪恶征服与非正义的痛恨。在这里现实主义调节了家族利益与个人道德。如果我们的民族的道德楷模尚且如此,一个能以生命来实践自己原则的人,都能以孝的名义认同其弟投降一个残暴的政权;如果我们的道德能提供出这样一个逻辑,难道不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已经出了问题了吗。然而即使是这样,仅仅是由于道德原则而付出个人牺牲,实在只有少数人才能坚持到文天祥这个地步,抽象的道德,虽然说了千遍万遍,没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支撑,真正实行起来却又何其的难。
离开历史,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我们可以发现:现实文化的极端必然导致唯利的视角,对犯罪也可以用极其现实的经济角度察看,犯罪受到的惩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成本,固然有风险,但是也因此形成了交易壁垒——既然不是人人能从事的交易,那么获利的可能也变大。据此进行风险与收益的计算结果是:贪污、造假、诈骗比诚实守信更有利。因为这些犯罪都是有较大的收益,与所受的惩罚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相比较,更容易令人接受。法治的基础在这样的现实文化面前,是显得怎么样的苍白。这不是说现代法制不好,只是说法制也要有相配对的文化支撑,一个以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为完全导向的文化中,执法者与被执法者都有同样的文化背景,怎么能有效的压制贪污与造假?这是个永恒的悖论。
对现实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专制制度之下,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反映,如果专制者随时可以取走你的有一切,那么对当下的执着,自然比对将来的信心要可靠的多。

二     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

传统文化中把一个能更多的担当国家与民族责任的阶层称之为士的阶层。士人是国家的中层阶级,在军队是军官团,在农村是乡绅,在城市是商人、艺术家、行政官员等,其思维与能力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前进方向,因为动员整体社会的力量存在于这些人之中。如果没有这个中层阶级的认同,以领袖个人的意愿而言,即便是实行专制,是不可能有效的动员全社会。因此一个社会的沦于专制或者贪腐,绝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至,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民族的中坚阶级出了问题。这样的问题才是真正致命的问题,因为仅仅解决政治制度的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文化的专制主义才是我们的痼疾。
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中坚阶层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秦朝实行专制后,二千年来的士大夫阶层作了什么呢?
翻开故纸堆,中国的历史惨烈无比,比比皆是战乱。而究竟牺牲在前列的有多少是士大夫?多少是知识精英?又有多少是黔首小民?这个很容易得出答案。历史越往前,捐躯的精英子弟越多,汉代征匈奴,名将中贵族子弟比比皆是,李广、霍去病、卫青。到了后世,特别是明末,汉奸子弟倒是经常出于世家子弟,钱谦益、吴三桂、洪承畴一众人等平时享尽国家恩禄,到了生死之际,却一降了之。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其次,我们再看看,在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中,士大夫阶层有什么样的表现?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及1864年~1870年发生在南美的一场战争,巴拉圭与巴西、阿根廷以及乌拉圭3国同盟的战争。历史学家为这场战争写到:
“可以说是灭绝了巴拉圭的西班牙种族后裔,在队伍前列的士兵是这个国家所有上等家族的男子,他们几乎全部阵亡;许多家族,特别在首都,没有留下一个丈夫、父亲、儿子或者兄弟。被留在首都亚松森的所有男子,包括老人、印第安人、奴隶、和少年现在全部被编入国家军队稀疏的行列中。”
同样的,公元前105年10月,罗马军团与辛古里人、条顿人等日耳曼部族于罗纳河畔的阿路西奥会战,罗马战败,阿路西奥之战使罗马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政府成员和元老院成员。
在一战中,英国担任军职的贵族的死亡率为20%,比普通士兵高出两倍。这说明了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无论南美还是古罗马、抑或近、现代的英国,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冲在队伍前列的是社会精英与精英子弟,最早阵亡的也是这批人。士大夫阶层必须承担的义务在这场战争中表现无遗,贵族之所以为贵族,最重要一点不是显赫的家世与财富,能够称之为贵的是精神榜样和牺牲精神。当国家与民族危难时,他们是以身作则冲在前锋的一群人,而这个危难无论是现实还是精神层面的灾难。
我们回过头再看看华夏中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情况。“士”这个词本来就来自于西周、春秋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教育上所受的是精英教育。到了春秋时代后期,因为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对人才空前重视。同时私学也广泛的展开,这就培养出大批有贤能的人才,这些人构成了新的士人阶层,而这个士人阶层,有着更多的独立性。也由于有着各个国家竞争的存在,士人的地位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相对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反过来也对春秋战国的思想与政治自由提供了沃土。一个有着广泛自由与独立的人格的士人阶层,很好的引导了整个华夏社会的进步。
因此中国士大夫并非天生无耻。正是由秦朝肇始,奠定了我们长达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其时间之漫长,足以把一种政治传统,硬生生的转化到整个民族的血液里,使之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这表现为利用“儒表法里”、“三纲五常”的框架扼制民族的活力,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士人的独立与自由意志,即便有见于史书,大前提也是奉行忠诚于君王与王朝的理念,而并非忠诚于民众权益或者民生的概念。
专制主义文化之下,士人一切为了当官,形成了官文化。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形成了一个甚至连问候祝福的时候都不忘记说“恭喜升官发财”的民族。你指望这样的民族清廉,不是与虎谋皮吗?这样的文化氛围固然是由于近二千年政治决策者们的导引,但本身从文化上认识到这点,才能为从政治上改变这点提供无穷无尽的智慧本源。
专制主义文化之下,奴隶的思想是没有主人观的。士族或者说中层阶级的精神本应是积极、开放、自由与独立的,它必须主动对社会环境提出要求,承担起社会改进与发展的责任。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中层阶级并不要求这些,当国家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大量的移民,逃离自己的祖国成了首要的选择。这使得变革变的如此艰难。
因此变革专制主义文化才能去除士大夫无耻的痼疾。如果不认识到这点,即便每隔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来一次伏尸遍野,积血成河似的变革,无非是重复一代又一代的循环而已,文化是禁锢这个循环的大环境,而士大夫或者说是中产阶层的文化认同则起着关键的作用,不从这里打断专制主义的因子,任何剧烈的变革,不过是徒增更多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而已。
对当下的士大夫阶层——中层阶级的思维,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也并非全然不能理解,更没有必要对此完全失望。因为二千年文化专制主义的根子,不会因为一、二次变革就消失,就如同专制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一样,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有所变化。从秦朝至今,在专制主义的历史中,厚黑、权谋层出不穷。即便到今日,宫廷阴谋剧的收视率仍然居高不下——国人对专制、阴谋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当在中层阶级中,沉淀了太多这样的历史经验之后,个人的趋利避害,便形成了主流。自由与独立,牺牲与高尚的品质,只能成为口号。因此,对于“士大夫无耻”的痼疾,不出猛药、不从文化复兴上着手是难以去除的。——这也是本书第三编的写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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