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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細說“華夷變態”與“華夷之辨”—大清國統治之下文明的退變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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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變態”與“華夷之辨”
大清國統治之下文明的退變與啟示

輔仁君


前言

      誰說衛青霍去病不是民族英雄?
      歷史如意面鏡子,可以明辨古今。而今天的中國,很多專家硬是要把歷史扭曲成哈哈鏡,看似喜慶,實則滑稽醜陋。
      今天的中國青年,反日情緒不減,甚至抵制韓國也興致勃勃。而這種情緒還時常會延續到文化層面。從抵制日韓,到抵制日韓的傳統文化,恨屋及屋。也許是出於愛國,也許是出於無知,虛驕自大聲稱日韓一切都是學習中國,而卻並不關心中國自己都有些什麼,中國從古至今都有什麼變化。
      本文摘錄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想像異域》書中的一些資料為引子,並加以整理發揮,意在做一個新的闡釋,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禮義之邦,甚至可以說,早在三百年前,中國就已經由夏變夷,榮光不在。
      歷史的確是一面鏡子,它告訴我們,我們是怎麼來的,但歷史最大的價值,在於我們可以從中得知,我們以後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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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筆記中的華夷變態

      日本伊東龜年在《游房筆語》中詳細記錄了當時清國人在日本的形態。對清國人髡頭辮髮、衣冠胡服不以為然。在與清人辯論中,清人很顯然已經接受了這種恥辱而百般維護。伊東龜年則毫不留情的指責:“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   
      既然衣冠禮樂不在中土,則為了證明文明中心已經轉移“小中華”的日本,他拿出日本所藏深衣巾服告訴清人:“我邦(日本)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證。”調侃反問清國人可有?清國人只好說此乃“前明秀才之服式,今朝衣冠俱已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式耳。”   
      伊東龜年對比窮追不捨,追問禮樂制度可有新制,清人自然維護以為今朝亦讀孔孟之書,禮樂與文王一般。而伊東則詰之曰:“貴邦之俗,剃頭髮,衣冠異古,此何得周公之禮?而新制未之有?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面對如此攻勢,清人只好勉強回應:“僕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   
      朝鮮人則更是不留情面,認為清乃夷狄之國,以明朝繼承者自居,稱“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打心眼裡鄙視清國,之前出使明朝的筆錄名《朝天錄》,到了清代,則直接改為《燕行錄》,字裡行間表達了對清人的不以為然和對明朝的敬畏。雖然大明已經亡國百餘年,朝鮮仍然奉明為正朔所在,出使清國,則不忘追問漢族文明變態之事。   
      在《燕行錄》中有言:“每與渠輩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問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華之制。”  
      在日韓心中,既然中華禮樂制度東移,那麼就沒有必要在奉行明代東亞外交秩序,中日韓文明思維之分庭抗禮,也就逐漸形成了。

華夷變態何止衣冠髮飾

      由日韓的筆記我們可以得知,自大清國建立之後,他們已經內心沒有了對中土的嚮往。歷史資料顯示,清國在對待朝貢國的使者時候,尤其對朝鮮優待有加,甚至要好于明代,但是朝鮮并不領情。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示好並不能讓朝鮮心服,在朝鮮人眼中,丙子胡亂並不遙遠,清國照顧朝鮮,無異於黃鼠狼給雞拜年。而在朝鮮人心裡,雖然大明已經滅亡,但是萬曆年間明代幫助朝鮮復國,對於朝鮮的“再造之恩”形成的影響根深蒂固。朝鮮對這種恩德描述為“恩在肌髓,萬世永賴”。另一方面,朝鮮很早就吸收了華夏文明中的思想,長期受到儒家華夷之辨精神的浸潤,加上禮樂文明發達,對比之下,自然對“金錢鼠尾”的清國不能認同,反過來延續華夏文明,世代思明。
      帝國已逝,文明不再,朝鮮對中土的變化如此敏感,那麼,到底變化在哪裡呢?滿清統治中國都做了哪些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細說起來,有很多比如大屠殺、剃髮易服、圈地佔房、沿海遷界、文字獄、閉關鎖國等。本文就從三方面進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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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禮樂之變異。剃髮易服是最為直接的。衣冠上國,禮義之邦顏面掃地。中國的禮樂制度維繫社會幾千年,時有增減,而禮樂制度又與衣冠制度分不開。可以說,“禮”與“衣”是禮樂制度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方面。滿清入關之前,已經在東北對當地被征服的各族施行了“剃髮易服”。入關之後,又擴展到整個中國。儒家士大夫對衣冠和身體的重視等等同於生命,沒有了先王法服,而身體髮膚又百般毀傷,他們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擊。所以我們會看到清國人到日韓之後極端的萎靡狀態。關於禮崩樂壞衣冠掃地帶來的危害不做詳細闡述,全國的漢服運動同袍已經做了大量的相關工作。
      文字獄對士大夫精神之閹割。文字獄很多朝代都有,但是其他朝代的文字獄跟滿清一朝相比,則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滿清從康熙到乾隆,上演了無數次因為文字而血流成河的事件。“明史案”“南山集案”等,其殘酷程度令人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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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字獄的登頂之作,《四庫全書》則系統而全面地禁錮了士大夫的思想。復旦大學歷史學家樊樹志教授總結說:“文字獄完全是一種心理畸形。雍正、乾隆是一個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暴君,他干預學著的獨立研究,故意篡改歷史,殘酷的迫害文人,接二連三地禁書、毀版。《四庫全書》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地鉗制思想。文字獄使得文人們噤若寒蟬,處於極度恐懼之中。”牟宗三曰:“滿清入關統治中國三百年,才有知識分子的鄙陋。”儒者迫於夷狄政權,或隱或屈,清學凝固而成國學,儒者被迫拋棄夷夏之辨與王道情懷,只重小學解惑,不重大學傳道授業。其後果就是把治學和治國分開,使學者與社會隔絕,相率埋頭故紙堆,甘做文字奴隸,不問蒼生只修己心。這實際上是拋棄了自古以來中國學術修齊治平、修己達人、成己成物的固有傳統,而與儒家背道而馳。如此而來,國家從王士共治淪入霸權政治,一遇西學,則必然不攻自破。清學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是由于满清政權的高壓統治,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謂“清代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毁風俗而賊人才”。
      滿漢畛域之不平。滿清入關所犯下的暴行,大屠殺是遍佈全國的。而清平之後的治理,則是漢族又一個噩夢的開始。我們都知道英國工業革命那段時間有一個“圈地運動”,殊不知中國這邊也有一個。如果說英國的“圈地運動”是為了解決原始資本積累和廉價勞動力的問題,那麼,中國這邊的“圈地”行為則是赤裸裸的搶劫。明朝滅亡之後,李自成又敗退,原來的明朝屬地上,仍然生活著大量的農民。而剛入關的滿洲軍事集團以征服者的姿態開始了搶劫行動,叫做“跑馬圈地”。1645年(順治二年)還以政府名義頒布圈地令,公開搶奪漢族的土地。搶奪方式很粗暴,騎著馬跑一圈,圈裡的土地就算你的了。失去土地的漢族要麼背井離鄉,要麼給滿洲人做佃農或奴隸。除了圈地,還有一個令人髮指的行為,那就是占房。滿洲八旗為軍事組織,不事生產,為了集體過上寄生蟲的生活,保護自己,保持自己的所謂文化不受漢族“腐蝕”,而在許多城市建立滿城,西方又稱“韃靼城”,而外城則為“漢城”。措施也是簡單粗暴,把城內漢族居民趕出城外,房子歸八旗集團,漢族則在城外再建房子,禁止漢族在滿城內居留。堂堂中國之民,被如此蹂躪驅趕,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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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財產的搶奪是表面化或者暫時的(事實上,滿城裡的人一直靠掠奪漢族為生,持續到清朝滅亡),那麼深層次的權利上的分配的傾斜則是整個大清國敗政之最大特色,也是其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清朝的各地的權利格局之中,滿洲貴族一直是佔據著優勢地位。主要體現在一把手由滿洲人擔任,其他有漢族或其他民族擔任。乾隆八年二月,翰林杭世駿於考選御史所對《時務策》中對乾隆在用人方面的“內滿外漢”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提出:“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道出了多數漢官內心深處的不滿。不獨杭世駿有“內滿外漢”的指責,就連朝鮮使者也認為乾隆帝重滿輕漢。乾隆十四年朝鮮冬至副使鄭亨複、書狀官李彝章回國後,朝鮮國王問清朝民心如何?鄭亨複等對曰:“康熙之時,兵權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漢人,宥密之任,清、漢參半矣。今則兵權宥密專委清人,治民之職,漢人僅參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矣。”朝鮮國王聽後評論說:“乾隆獨何心,而分別清漢。”統治者“首崇滿洲”、信任重用滿官、防範漢人、在用人上的“內滿外漢”等問題自清初就已存在,可以說是伴隨了清朝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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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國運動,八旗軍不堪一擊,清政府不得不提拔漢族整理軍務扶持政權,此後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一直牢牢掌控地方權力。清朝的最後幾十年,其重滿輕漢的心裡優越感仍然有增無減,甚至還有“奪權”的行為,屢屢罷黜地方漢族大員職務改換為滿人擔任。隨著形勢的發展,清政府漸漸失去漢族官僚的向心力,其權力有效觸手逐漸萎縮到紫禁城範圍內。八國聯軍進犯,東南聯保的出現,足以證明大清國已經名存實亡。但是他們并沒有絲毫悔改之心,表面上提倡要平滿漢之畛域,而實際行動卻令人大跌眼鏡,企圖依靠假“立憲”苟延殘喘,幻想“皇統永固”,皇族內閣的出現徹底讓還對大清國抱有希望的維新派內心發涼。辛亥革命爆發,這個一開始就不仁不義的野蠻政權終於從地球上被抹去。

華夷之辨的現代意義

      現在的新儒家一般不願意提及以上華夷變態的事實,仍然堅持中國文明發展穩健,不絕若線。還煞有其事的把現代中國與外國做了華夷之別。涉及到近代歷史,則如喪考妣一般批判辛亥革命,否定五四運動。筆者認為,思考文化的發展脈絡,要上溯到滿清入關。不要去全盤否定新文化運動,或者沉湎於文※革不能自拔,此二者無非是在一個失去靈魂之行尸走肉上補了兩刀。如今有讀書人內聖功夫了得,無奈只知補刀之罪,而未嘗曉得何以至此行尸走肉!於是乎求諸滿清,認為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滿清統治下的文化才是正統的華夏文化,完全不顧新文化運動中的理性思維和思想解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好處。
      那麼,今天要怎樣看待華夷之辨,或者說今天的華夷變態之現狀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了解古人是怎麼看待華夷的。簡單說,華夏代表著文明,蠻夷代表著落後野蠻。從文明高低來理解,沒有任何問題。用政治正確的話來說,華夷之辨是基於文化之上的文明之別。但是,現代國家和民族意識的發展,這個正確度又下降了。誰告訴你歷史上只有漢族是文明的,而你們眼中的蠻夷是落後的,落後怎麼還會被蠻夷征服。
      所以,對華夷之辨的理解,還要加上一層含義,那就是文化上的高低評判和族群上的畛域之別。也就是說,文化是一個民族所固有,其他民族可以來學習,但是並不是因為對方學習了文明民族的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被“同化”,與文明民族合二為一。這是一種很“霸權”的思維邏輯。憑什麼別人學習了你,就需要認同你或者成為你呢?
      所以,華夷之辨本質上體現了一個民族對本民族文明和民族實體的雙重守護。其他民族可以通過平等學習的方式吸收文明,而通過武力征服來變為文明人,則是不可接受的,即便它的確學了很多。
      華夷之辨的思想影響中國人幾千年,歷史上漢族抵禦外族入侵,莫不是先加強思想領域的教育,然後拒敵于國門之外。而強調華夷之辨最為權威的莫過於孔子。在《論語》有一段話,有人質疑管仲的人品和境界。在孔子看來,管仲越禮的確不仁不義,但是比起國家民族,這都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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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貢曰: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孔子对礼的重视是上升到民族国家天下层面的,不要斤斤計較管仲的個人作風,如果不是他,我們都要當亡國奴了“自經於溝瀆”了。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便国君没了,但民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
      有人說,我中華文化有極強的“同化”之力,夷狄入侵,可以用文化同化之。是的,我承認華夏文化的同化能力,但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抵抗侵略的決心還是要有的。而且,在孔子看來,沒有管仲九合諸侯,攘斥夷狄,則“吾其被發左衽矣”!那麼,為了避免悲劇的產生,保合諸夏,驅除韃虜,就是第一要務。有人援引韓語《原道》說韓語提倡“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細心的人都會發現,韓語《原道》的宗旨是反佛,通篇都在攘斥夷狄,其原句後人篡改如上句子,變成了如何評判華夏與夷狄的論調。那麼原句其實是這樣的。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韓語認為,華夏人不可學夷狄的所謂文化,不然就變成夷狄了,而有悔改之行,重新回到華夏之懷抱,仍然是自己人,整段話都在強調諸侯應該如何,這裡沒有提及夷狄入中國會如何,而是後人臆想的。而且韓語隨後還說了更不和諧的話。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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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是誰篡改了韓語的言論。據說是蒙元時期的許衡,新的理論變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唯文化而論,而且是為入侵者張目。這種扭曲的思維備受後來的入侵者(滿清、日寇)青睞,成為他們侵略華夏的理論基礎。
      我們說先秦時代中國人精神令人嚮往,我們就需要關注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一直到春秋戰國,諸侯割據互相紛爭了,華夷之辨的思想還很牢固,尊王與否另說,而在攘斥夷狄問題上則大體是一致的。
      幾個例子。齊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國,燕向齊求救,齊桓公救燕。齊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山戎攻打邢國,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齊桓公再次發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國。
      管仲因為尊王攘夷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聖賢們的高度評價。孔子稱讚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績:“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朱熹亦稱讚管仲:“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顧炎武更稱讚管仲:“春秋之義,尊天王,攘夷狄,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尊王攘夷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尊王室,合诸夏,驱夷狄”,这种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华夏民族团结奋进,抵抗侵略,保家卫国,延续文明的精神支柱。
      時至今日,這種思想還有意義嗎?如果把現代中國全體作“諸夏”,把挑釁者作“夷狄”,亦未嘗沒有時代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衛青、霍去病反擊夷狄、保衛中華,不僅是漢族的民族英雄,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改編孔子的話就是“民到於今受民族英雄之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參考文獻:

《晚明大變局》:樊樹志。
《想象異域》:葛兆光。
《何以中國?》葛兆光。
《辛亥革命前後的滿族研究》:常書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
《原道》: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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